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546章

“我的想法是，对于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也制定几个阶段的目标。虽然我手中还没有完整的城市调查报告，但以张家口、大同、石家庄为例，我认为第一步应该是不折腾，休养生息。很多商人经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搜刮打压，目前的情况很不好，不少商人正面临破产的危险。一旦这些工商业商人破产，那么会直接打压城市经济。所以这个时候以稳定为主，恢复城市经济为主。我认为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恢复阶段。

魏红军立马记下周彬的话。

因为周彬现在思考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政策。目前来说控制城市最多的就是东北局和华北局，双方之间都会有自己的城市政策。城市政策也需要多方试验，看看哪一种城市政策更适合新中国推行。

周彬继续道：“第二个阶段是合作阶段。我们和商人协商，让商人让出一部分利益。以前一家工厂的利润，都是资本家一个人拿走。我的第二阶段是，工厂的利润应该让出一部分给工厂的工人。

“商业版的减租减息？”

魏红军立马点头，明白周彬的意思。

就像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一样。农村的减租减息，说白了就是从地主的口袋里拿钱出来，抗日政府和农民分走这一块蛋糕。周彬的想法是和资本家协商，分公司的利润，不让资本家独占公司利润。

“对，就是商业版的减租减息。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让广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贫雇农参与了抗日战争，那些开明的富农地主也参与到了抗日战争当中。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资本家这边，也实行一样的政策。在一个工厂的利润当中，除了税收之外，让资本家拿出一定的利润和工人分享。这样可以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也能让那些资本家也参与到伟大的新中国建设。

“万变不离其宗。农业也好，商业也好，很多方面是共通的。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短时间之内，就交流了彼此的意见。周彬很是满意，这一次过来找魏红军果然是正确的。自己的想法，根本不需要详细介绍，魏红军就能够理解。

因此他继续道：“到了第三个阶段，就要彻底改变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可以让这些资本家转变为工人阶级，他们很多人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让他们转为工厂的管理者，不再是占据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而是挣管理工厂的工资。你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

周彬拿出了自己在商业政策上的三部曲。

魏红军微微点头。

其实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阶段的政策。

道：“整体上，我觉得思路很正确。包括三阶段的划分，我认为也非常有道理。不过具体问题上，还是需要更多的补充。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情况。大公司、大工厂和小公司、小工厂，还有那些手工商人，都是不同的情况，必须要仔细考虑。正所谓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如何让这些资本家让出利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

周彬点头。

你要是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一旦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到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不过周彬道：“大势所趋，必须要接受。”

魏红军笑笑。

的确是如此。革命胜利的时候，解放军部队横扫全国。中共得到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到时候哪里是那些人可以阻挡的。魏红军想了想，道：“那些大工厂没有问题。但一些手工业者呢？就比如有的人从事剪头发、擦皮鞋，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饭庄这种行业，我们怎么定义他们？安排他们？

周彬道：“在现阶段来说，对于这些小手工业者我们还顾不上。我们第一没有那么多干部去考虑这些群体，也没有那么多干部去管理这些群体。所以我的想法是，这些小手工业者就不用管。只要他们不犯法，那么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的生意。等我们解决了大产业、大工厂的问题之后，可以再考虑他们。看看对他们这些小手工业者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魏红军点了点头。

现在中共干部奇缺。虽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干部还是严重不足。这个时候在政策上、管理上，只能是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

魏红军本来就一直在考虑解放后的很多经济问题。只不过这段时间事情太多，没来得及解决这个事情。今天周彬过来，魏红军正好有机会，所以道：“我认为在制定商业政策之前，需要解决很多概念问题。”

“概念问题？”

周彬皱眉。

没明白魏红军的意思。魏红军道：“我的意思是，很多商业上的概念，我们应该明确下来。只有一些商业上的概念明确了，我们才能够制定更加准确的商业政策。”

第710章 所有权问题

“很多事情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这样才不会混淆。在商业概念当中，我认为重中之重的就是所有权的问题。之前我们打仗，一切都要服从大局，很多问题不允许有讨价还价。如果所有权问题太明确，那么很容易就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山头主义，当时的情况不合适，所以我虽然也在考虑，但我没有提出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我们的革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们可以开始要考虑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建设和打仗的时候不一样，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虑，重新制定政策。在所有权问题上我认为首先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有共识，中央以后必须要拿出一个明确的法律文件。一个是农村土地，一个是城市土地，这两个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一定要考虑。”

魏红军道：“关于农村土地，我在提出土改三阶段的时候，就有了整体的想法，也给中央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那就是农村土地大方面上是隶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就是国家土地。如果更具体一点应该隶属于集体，也就是农村集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因为只有明确农村土地隶属于集体、国家，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土地政策。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按照情况，根据人口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也可以按照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制。

不管是任何一项政策，前提就是农村土地必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要是没有这个前提，那么国家任何一次的土地政策，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农村土地的情况，城市土地的情况情比农村更加复杂。

关于土地政策方面的，魏红军和聂帅，以及土改工作委员会的很多干部都交流过意见。

大家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共识。

其实早在土改的时候，就已经有干部提出了这样的提议。那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直接隶属于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够名正言顺的进行土改。只不过当时情况不合适，所以魏红军没有采纳。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现在随着华北解放区越来越稳定，华北解放区有些地方，特别是察哈尔、绥远、晋北一带有些农村开始进行土改第二阶段。这一次土改是全员都参加。

中农也参加土改。

千什么？

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士地。

对于有些地方自发性的进行土改第二阶段，魏红军并没有强硬的阻止。相反派出工作人员去观察这些地方的土改。只要没有出现混乱，出现太极端的情况，魏红军是不会干涉的。魏红军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时候，绝对不能选择农忙季节，这是铁律。

等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结束，华北局土改工作委员会肯定也会推进土改第二阶段。这些先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农村，会给土改工作带来很多新的经验。

而晋南一带和怀来等地，一直在推行小集体模式。算是土改的另类尝试。

农村士地的问题，有聂帅的支持，有土改的成绩，魏红军并不是很担心。只要新中国成立，就可以彻底解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农村土地隶属于集体。

但城市土地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城市土地有国民政府控制的土地，有官僚资本控制的土地，有民族资本控制的土地，更有广大市民控制的土地。除了城内之外，还有很多在城市周围私盖的房屋土地。

新中国成立，总不能说那些私盖的房子都是非法的。毕竟这些都是穷人，他们在城市当中无法盖房子，只能是在外面盖房子住。你还能让他们都滚蛋？

还是需要好好地安置他们。

可以说城市的土地问题，比农村土地问题更严重。

但这个必须要解决。你要是不解决城市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那么以后有的是扯皮的事情。历史上新中国对于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没收国民政府的土地，没收官僚资本的士地，对民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这种方法推进国有化进程。

一直到改开之后的1982年，才彻底从法律上确定城市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因为这个时候土地矛盾太严重。不仅仅城市土地矛盾严重，农村土地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才有了1982年宪法当中对于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明确规定。

但这个时候很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所以具体实施当中妥协也不少。其实现在的情况更有利，毕竟目前是战争年代，很多政策更加容易推进。而且现在的利益阶层，是新中国要打倒的对象，政策的阻力虽然不小，但完全可以推过去。

等到三十年之后，新的利益阶层那都是党内的大佬人物，就是党内的当权派。阻力远远超过现在。

“城市土地？”

周彬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在思考。因为关于城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周彬是没有考虑过的。周彬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的是，新中国金融问题之外，如何在稳住资本家的同时，慢慢的解决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问题。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怎么分？

主要是以占不占有生产资料来区分。

周彬考虑的是，让那些资本家慢慢的放弃手中的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只要资本家手中没有了生产资料，那么他们就算比无产阶级富裕，但他们依旧属于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富裕的无产阶级。

进入新世纪之后，出来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中产阶级。

其实这就是一个妥协的名词。

所谓的中产阶级，只不过是富裕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无产不是没钱的阶级，而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只是一个经济上范畴的阶级，而不是政治范畴的阶级。

光是这个工作就让周彬很是头疼。

但现在魏红军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魏红军看周彬思考，所以继续道：“等新中国成立，发展工业是必须的事情。但只要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就会增加。增加的人口要盖房子，需要占据城市土地。

工厂要发展，肯定也要占城市土地。如果城市土地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那么发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只有明确了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以后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才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最好的办法是，彻底确定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权的土地。”

周彬很认真的听魏红军的话。然后道：“红军，你有没有想过，目前城市很多百姓都是有自己房子的，那就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是把所有的城市土地归为国家土地，那么这些百姓要怎么办？难道说一夜之间他们的土地就不属于自己，一旦发生大动乱，到时候怎么办？这可不是小事情。

“我们可以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周彬一直在思考。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这个周彬还真是没有想过。不过魏红军这个提议倒是很有操作性。不过这个东西毕竟牵涉太大，属于是一个大问题。周彬需要回去好好想想。所以道：“红军，说实话这方面我没有考虑过。你说的这些我记录下来，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魏红军点头。

周彬是华北局副书记，目前负责华北联合政务委员会经济工作。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最少也会是政务院的部长级别。甚至只要问题不大，很容易成为负责经济、金融方面的副总理级别干部。

所以这些问题就该是他要考虑的。

魏红军继续道：“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大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所有权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怀来县。如果怀来县下面的区政府和农村联合成立了一个榨油厂，区政府出钱了，村里面也出钱了。大家成立了榨油厂之后，我想问问榨油厂的所有权问题。榨油厂是属于区里的，还是属于村里的？榨油厂如果挣钱了，利润是属于区里的，还是村里的？”

周彬很快道：“这就要看性质。”

关于经济问题，周彬是行家。

所以立马道：“如果是区里和村里，联合出资建设了榨油厂，那么这个榨油厂就有区里的股份，也有村里的股份。如果区里只是支援村里建设，那么这个就和区里没有关系，应该是隶属于村里的工厂。

股份制这个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改开之后出现的新产物。

不说中国明清开始的那些商人，民国时期的商人，就是中共也早就玩股份制公司。在苏区的时候，就有很多股份制企业。包括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也不是说把那些公司企业直接改为国营企业，直接吞并。而是给原来的资本家保留股份，每年都会给他们干股红利。

所以股份制这个东西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周彬在苏区的时候，对于股份制这种企业非常熟悉。

所以不假思索的说了出来。

魏红军道：“就是这个。在确定商业政策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于这些东西，在政策上做出一个论断。比如明确什么是股份制，股份制企业是怎么运行的？股份制企业的利润要怎么处理？在政策上怎么监督股份制企业？除了我说的政府机构之间的股份制，还有公私合营的股份制，也有私人股份制，各有各的不同。我想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党员干部，对于这些都不了解。除了股份制公司，我们还有各种不同情况的公司，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都制定一个明确的概念。不同公司有不同公司的管理模式，那么我们对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不同的管理。”

周彬把魏红军的话都写在本子上。

新中国后来其实有大量的类似股份制的企业。

有县里和村里合作的企业，也有一些村和村之间的合作企业。只不过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所以大家不知道这是股份制企业而已。更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有权不明确，结果各种扯皮的事情一抓一大把。

上级机构认为都是集体企业，那就是区里的企业。村里认为我们也出钱了，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说这是区里的企业。这就是所有权不明确带来的红纷。

这种所有权的不明确，最后伤害的就是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他们好不容易干出成绩，上面一句话就把这些好东西都划拉走。

魏红军继续道：“其实明确这个所有权，主要是分辨各个不同的集体企业。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问题，那么集体企业就会受到打击。是县里的集体企业，那就是县里的集体企业。村里的集体企业，那就是村里的集体企业。有了明确的所有权之后，各级部门就不能随意的改变所有权。就算是想要改变所有权，也应该按照不同的所有权，进行一定的补偿。就像是村里的榨油厂做好了，县里想要把这个榨油厂拿走。那么县里必须要给村里足够的补偿，因为榨油厂的所有权就是村里，而不是县里。”

调动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

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舞台和利益，当然也要有足够的监督。

明确这些集体企业的所有权，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会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如果不明确他们的所有权，会严重损害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利益。

“嗯。”

周彬很高兴这一次能够过来和魏红军谈谈。

出台一个商业政策倒是没那么困难。但围绕着商业政策，涉及到的东西却很多。魏红军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周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