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因为张文天的批评太直接,让修养同志到了下不来台的地步。而且东北局这边的干部不用说,华北局这边的干部也在蠢蠢欲动。主席仿佛又看到了半年多以前全国农村经济会议的情况。
这一次的会议比当初的会议更加重要,参会的重要干部更多。
如果跟当初的会议一样,修养同志下不来台,那么影响会非常坏。修养同志接下来是要负责中央主要工作的。主席绝对不能让修养同志在这么多党的高级领导面前颜面尽失,丢失威信。如果这样以后修养同志如何处理中央事务。
同样高刚也是主席非常器重和看好的干部。
高刚的优势是年轻,才四十三岁。而且党政军工作都做过,而且成绩斐然。不管是以前负责西北局工作,还是现在负责东北局工作,做的都是游刃有余。
这样出色的干部,在党内都是不多见的。
所以主席不希望在这个团结的会议当中,修养同志和高刚同志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乃至于无法调节,最终要求中央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因为两个人的分量都很重,都属于实力派。
任何一方被党内抛弃,都会影响一大批人。
这不是主席想看到的事情。主席一开口,大家的心放了下来。革命即将要胜利,大家都不想看到党内发生大的政治风波。工作上的分歧大家不怕。
怕就怕有些人把工作上的分歧,上升到山头上、路线上的问题上来。
到时候风波太大。
高刚也明白了主席的意思,所以没有继续穷追猛打。
不过接下来又有两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第一个是讨论权力集中问题。
中央和地方中央局讨论中央集权的问题。因为历史原因,地方中央局负责地方党政军工作,一个个都成为了地方诸侯。在地方权力惊人。现在中央要集权,就是要从地方中央局手中收回权力。地方中央局干部在原则上都支持中央集权,毕竟大家都经历过军阀战争,反对地方权力过大。
可是漂亮话说起来容易,真正涉及到利益问题,哪里是那么简单的。
涉及到经济规划问题、财政权力问题、人事安排问题,地方中央局和中央之间争论愈发的激烈地方中央局都不想把这些权力上交。大家在具体问题上,彼此不想让。
达到什么地步。
提出要统一部队后勤管理,统一部队人事,以及经济和财政权力要中央统一负责的伍豪同志,被迫在会议上做了检讨。表示自己在具体工作上“急于求成”,原来的计划不切合实际。伍豪同志被迫道歉之后,中央只能是选择退让一步。
可以想象这个年代的地方诸侯权力和发言权有多大。逼得党内三号人物都要道的地步。最后大部分的财政权力和人事权力,依旧掌控在地方中央局手中。
第二个是王铭的报告。
王铭是在会议最后时刻进行发言的。
王铭的口才很好,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聊到了现在。但下面的干部对他的发言不感兴趣,纷纷指责他浪费大家的时间。又批评他回避自己的错误。
王铭可不是普通人。
受到批评之后,立马开始为自己辩解。
口若悬河。
王铭还表示,中央苏区时候的错误,主要是以秦邦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错误。他远在莫斯科,对于中央苏区的很多问题并不了解。是秦邦贤他们违背自己的意见,才有了丢失中央苏区的事情。至于抗战初期的问题,他也解说自己只是奉行共产国际的命令。
结果再次激起了众怒。
以至于大家纷纷要求投票取消王铭中央委员资格。
王铭的报告受到批评,会议进程一下就拖了四天。最后还是主席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案”这份报告,才结束了大家对于王铭的批判。
主席的这份报告虽然比不上大家熟知的“老三篇”、“新三篇”那么名气大,但在主席思想当中绝对是重中之重的文章。特别是对于党的干部来说,这篇文章更是不能不学的东西。
最后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变动。
党内领导人的排名出现变化。
原来五大书记是主席、总司令、伍豪、修养、任培国,但七届二中会议之后,因为党的工作重心出现变化。所以五大书记党内排名变为主席、总司令、修养、伍豪、任培国。
本来按照历史,修养同志党内排名从第四名上升为第二名。只不过这一次会议上,修养同志很多政策受到了地方中央局,特别是东北局和华北局的抵制。
最后党内排名本该往下降的总司令依旧保持了党内排名第二的位置。修养同志上前一步,伍豪同志从党内排名第三变成了第四。
同时聂帅成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党内排名第七名。
本来在五大书记后面是陈运和彭珍这两名书记处候补书记。不过随着聂帅也成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党内排名是陈运第六,聂帅第七,彭珍第八。
聂帅成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之后,彻底离开华北。不再担任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职务。
包括董毕五也不再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中央决定魏红军正式成为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主席。魏红军正式成为了华北解放区党政军一把手。
因为关项鹰病逝,王若非和秦邦贤飞机事故,加上群情激奋之下,大家投票取消王铭中央委员资格,所以多出来了四名中央委员名单。
中央候补委员递补。
本来这种递补是按照排名的。但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不是完全靠着原来中央候补委员的排名。结果是廖诚志、杨全武、王家祥、赵震生四个人递补中央委员。最后中央还增补一个中央委员,那就是魏红军。
新出来的五名中央委员当中,只有魏红军是破格提拔。魏红军没有经历过中央候补委员,直接就成为了中央委员。
魏红军的破格提拔,是基于魏红军的成绩和现在的地位。
魏红军在党政军三个领域都有贡献。七大之后,魏红军先是在东北根据地的开辟上立下了功劳,接着歼灭了傅作义集团,然后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身份领导指挥了平津战役。
党政方面,特别是土改问题上,魏红军是直接影响中央土改的。再说魏红军作为华北局书记,已经完全具备中央委员的资格。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魏红军破格提拔为中央委员。
接着会议又选举了四名中央候补委员,补上廖诚志、杨全武、王家祥、赵震生的名额。华中局东南分局第二书记王直,华中局委员兼湖南军区司令员王秋云,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黄靖,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军委情报部部长李科农。
第755章 工会地位问题
“志辉书记。”
“红军同志。”
七届二中会议结束的时候,魏红军也和一些地方中央局领导见面。大家常年在地方革命,以往很少有机会互相见面聊天。现在这是好机会。
大家都是一线领导。
工作上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话题。邓志辉和魏红军也算是颇有渊源,闽西根据地的基础就是谭振林、邓志辉他们这些闽西领导人打下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闽西的基础,所以主席和总司令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之后,就彻底点燃了闽西革命这把大火。闽西迅速成为了红军重要根据地。
当然当时的闽西领导很多。
魏红军和邓志辉之间最大的一次渊源是,当初闽西地方赤卫队联合成立红12军的时候,邓志辉担任当时12军政治委员。不过现在两个人级别相差不多。
魏红军是华北局第一书记,邓志辉是华中局第三书记,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林帅和罗帅更多的精力放在军队上,所以邓志辉这个华中局第三书记处理华中局日常事务。
邓志辉之所以找魏红军,是想要从华北局这边取取经。
毕竟华北是老解放区。
在工农业发展方面都有非常多的经验。邓志辉主要跟魏红军交流土改方面的一些问题。
“红军同志,山西、察哈尔这边的农村合作社、集体化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邓志辉是非常出色的农村干部。
不管是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候的土改工作,还是华中进行的土改,都做的非常不错。他在华中提出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方案,和魏红军提出的土改策略,有很大的共通性。
都是在战争年代团结中农,土改对象是地主。
因此邓志辉对魏红军也是很感兴趣的。目前的中央干部当中,跟魏红军一样泥腿子出身的也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成为了战场上的将领。
反而魏红军的发展方向却截然不同。
开始往党政方向发展。
邓志辉目前最重视的就是华北局这边的合作社、集体化。因为华中局那边目前也有这种倾向。
当然这种合作社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但毕竟现在和中央苏区时候又有很多不一样。
他想详细了解一下华北局这边的合作社和集体化。光是看华北局提供的资料,邓志辉无法全面掌握。所以想当面和魏红军交流。
他也没有客气。
直接和魏红军问了这方面的问题。
魏红军想了想道:“目前我们华北地区某些农村进行合作社、集体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基层干部的能力问题。我们的基层干部能力干差地别,让他们全权负责集体化改革,会有不少困难。他们很多人把握不住政策,对于政策的策理解太肤浅。所以只能是忽左忽右,影响合作社、集体化的发展。
邓志辉点头。
邓志辉和主席一样,非常喜欢调查研究。因此对于基层的情况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道:“在基层干部水平没有达到的时候让他们处理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办法。华北的合作社、集体化应该要充分考虑基层的情况。”
“志辉书记,华北农村和江浙地区又不一样。
相比起江浙地区来说,华北这里的农村穷的不是点点,农村生产资料严重不足。而且华北长年打仗,农村壮劳力不足的家庭不是一个两个。农村合作社和集体化的出现,不是我们要硬推,而是很多农村为了发展自发产生的。我们做的主要是总结合作社和集体化当中出现的问题,找出更适合的办法。”
“这个问题华中局那边也存在。”
邓志辉倒是没有反驳魏红军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这个年代农村的实际情况。就像是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南下的百姓,都是以一个姓一个宗族,或者是几个殷勤家族,再或者是一个村一起抱团。因为如果他们不报团,是根本无法在南方地区生存。因为当地人是不会允许外来人过来抢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抱团,就是为了生存。
农村出现一些合作社、集体化,也都是为了生存。因为实际情况需要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出现了大量的合作社。在合作社基础上,更是出现了集体化。
“第二个问题是,绝对平均化倾向很严重。”
说起这个,魏红军也是皱眉。
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农村,就是很多工厂都有这方面的倾向。特别是集体化一旦扩大,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山西这边本来的合作社和集体化主要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可是当把这种集体化扩大到行政村,把好几个自然村都纳入到集体化之后,内部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村与村之间富裕程度不一样,那些贫穷的村子就希望集体化是和富裕的村子共享财富。可是富裕的村子当然不愿意这样。结果导致集体化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
“基层干部呢?”
“我们很多基层干部,最容易走极端。他们的极端平均化倾向,甚至比村民更严重。可能他们的认知当中,这才是最革命的。我们华北局准备对于我们的基层干部进行轮转式的短期培训,纠正这方面的错误。”
到了魏红军这个位置,越来越理解干部的重要性。
所以对于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越来越重视。包括对于那些农村的村领导,魏红军都认为应该对他们进行培训。基层干部的素质,决定政策的正确执行。
“这样不行。”
邓志辉道:“绝对平均化和以前军队绝对民主化都是不可取的。主席当年就批评过这种绝对平均化的问题。一旦进行绝对平均化,就会挫伤生产的积极性。”
邓志辉在本子上写下了魏红军的话。
他这一次来,就是想要看看华北局合作社和集体化的成绩,还有出现的问题。好让他回到华中局之后,能够领导华中局完成土改工作。
“是。因此目前我们的合作社、集体化,在几个自然村形成的行政村当中,效果一直不能说很好。山西的赖若宇同志和淘鲁家同志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根据目前各个农村的交通情况、通讯情况,最小的集体化劳动单位还应该是以自然村为主。不应该人为的,扩大集体化规模。就算是扩大了集体化,但基础的劳动单位应该是以一个自然村为主。不过这些目前只是各个地方的尝试。我的建议是先看看具体情况,然后判断怎么用。
邓志辉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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