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但高刚却能够挽回局面。
他选择发起了“三反”运动。以此来摆脱被动,反而给自己加分。听着高刚部署“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的情况,主席是频频点头。
“嗯。”
主席道: "我党自入城之后,各种问题频出。这都是因为我党很多党员认为现在革命胜利,开始放松对于自身的要求。我党以后还是需要一年小整风, 三年大整风。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变相的对高刚进行敲打。
高刚的能力,主席很喜欢。
但高刚的脾气,又让主席很无奈。财经会议上,要不是高刚咄咄逼人,也不至于最后需要主席亲自出面的地步。高刚太强势,不给人一个台阶,这在政治上的很危险的。
主席很爱才。
高刚党政军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
所以主席才敲打一下高刚。
好让高刚不要太过分。
魏红军在下面听着主席和高刚的话,开口道:“主席,关于党员干部招待费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明确起来。要不然只是说反浪费',只是说奢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是一一个很大的难题。 上面的干部 下来考察,下面的干部要怎么接待他们?好菜上来,说他们奢靡。如果啥都没有,又会有干部认为他们慢待。这是为难下面的
基层干部。”
“那依红军同志的意思是?”
主席看向了魏红军。
魏红军道:“我认为中央应该制定明确的出差标准。接待干部应该是多少钱,饭菜住宿都是什么级别,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是多少就是多少。只要有明确的标准,那么下面
的干部就不用为这些考虑。有了标准,超过标准那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处罚这些干部也有根据。
其实关于干部的接待标准,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也有自己简单的标准。
但这种标准是混乱的,模糊的。
魏红军希望从一开始就制定好标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有了明确标准,基层干部才不会无所适从。同样有了明确标准,单位核算才有依旧。
根据出差时间,给干部出差费用。同样根据接待标准,单位才能够核算接待费用。
“这是个好办法。
总司令第一个支持魏红军。
道:“明确标准,对于上上下下都是好事情。也不用为难下面的干部,整天绞尽脑汁考虑如何接待上面下来的干部。有了标准,一切按照标准来就好。”
总司令一直分管党内纪检工作。
自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招待问题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你要是招待太好,别人就说你奢靡,甚至犯错误。可你要是招待不好,谁知道会不会得罪那些过来考察的干部。这东西就是为难很多下面的干部。
主席和总理停留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
主席和总理,一个是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个是政务院总理。哈尔滨那些领导又能怎么办。要是有标准,他们按照标准来,也不至于让主席勃然大怒。虽然他们的
思想也有问题,但终归还是因为没有什么标准。
“处罚是应该有依据。"
董毕五也支持。
虽然魏红军和董毕五在党政分离的问题上有分歧,甚至在会议上发生了冲突。但董毕五并没有以为有过分歧和冲突,就在工作上针对。董毕五和魏红军-样,都认为很多问
题上是需要规矩的。
随着总司令和董毕五开口,其他人也都是支持魏红军。
主席最后道:“红军同志,这个正是你们编制委员会的任务。这个事情你们编制委员会尽快的拿出一份计划,然后上报中央。”
“是。”
第793章制定标准
第三次全国财经会议后遗症不小,应该说后遗症很严重。
第一个就是全国财政的统一。薄树春受到会议的风波,丢掉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丢掉了他分管的那些部门,只剩下一一个财政部部长。
对于薄树春的政治生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本来从抗战时候开始,薄树春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往上走的。而且走的一直都很顺利。
特别是七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薄树春资历不足。
但薄树春硬是当选了中央委员。
但这一次薄树春受到重挫。
如果之前的薄树春是行政三级的干部,那么这一-次受到处罚之后, 就无法保持行政三级的级别。薄树春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如果定级的话估计也就是行政四级。
薄树春出事情没什么,可是偏偏现在又是中央统-财政的重 要时刻。
薄树春是此事的一线负责人。
可是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薄树春和地方干部闹成了这个样子,还怎么具体负责这个事情。主席让陈运亲自分管财政部,就是为了让陈运出面完成财政的统-。
可以说就差一点,财政统一的大策略就有可能会天折。
还好主席出面,最后稳住了局面。既保住了薄树春财政部部长的位置,也给了那些地方大佬-一个台阶。要是薄树春真的被轰出了财政部,财政部重新改组,那么中央和地方
好不容易达成的统- -财政计划又要推迟。
不过虽然稳定了局面,但情况依旧不好。
这一次会议中央再次领略到了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实力。这些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干部,-一个个在地方当老大发号施令,已经习惯了。
来到中央开会,也带着这样的工作作风。
或者说这些人心中对于中央完全没有畏惧和尊重。薄树春是政务院重要干部,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绝对的位高权重。陈运负责计划委员会之后,主要精力
开始放在制定1949年工业计划上。主要是对接苏联援建项目上。所以1949年的财政计划主要是薄树春负责制定。
而且薄树春上调中央之前,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军代理书记,华北局第=书记,曾经也是地方大员。
但就是这样的薄树春,对于这些地方大佬的威慑力有限。
如果说高刚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以丝毫不怕薄树春。甚至连修养同志、总理、陈运他们
都不惧怕。
那么其他人呢? !
就像是向名,只是山东分局的第一副书记。
但丝毫不在意薄树春的地位。
说句不好听的,第三次全国财经会议能够有现在的结果,是总理、陈运、薄树春几个人轮番检讨,主席亲自出面说服大家的结果。要不然谁也不知道事情往哪里发展。当时
的会议矛盾那么激烈,在那些地方干部的逼迫之下,薄树春只能是离开财政部。
甚至最后主席还要召开政治局会议,给这个事情一一个结尾。要是政治局会议不给出一个定论,这个事情就很难解决。
主席已经感受到了现在现的党内各种思潮泛滥,党内纷争越来越激烈。现在的情况和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差不多,大家对于怎么进行武装斗争都没有经验。所以中央开始
到下面的干部战士想的都不一样,所以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才会那么困难。而现在也是如此。
新中国刚刚成立,怎么建设新中国,大家都没有经验。而且大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各有各的看法。七届二中会议虽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但大家对于这个
总路线的理解各种各样。
不说别的,就说说关于限制发展私人资本的问题。
七届二中会议明确的表示了要限制,但大家各自的理解都不一样。有的人要把私人资本彻底消灭,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干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但有
的人认为私人资本还需要发展,这才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情况。对于同样政策,不同的理解就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所以才有了这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上的风波。
可以说对于总路线的不同理解,在工作当中非常明确的体现出来。先是出现工作上的分歧,然后工作分歧最后演变为山头之争,路线之争,人事之争。这一次的事情主席虽
然解决了,但主席清楚的知道,下一 次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东西几乎是无解的事情。
不同的干部,他们的出身不同、受到的教育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就算是同样的出身,但革命经历不一样,工作方式、工作理念也不一样。
白区干部、军队干部、城市干部、农村干部,还有知识分子干部、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想的都不一样,工作作风都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工作上肯定会出现矛盾。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工作矛盾,事情也不会这么严重。问题是因为中共革命二十多年时间,所以中共很多干部都是自己开
辟根据地的大佬,都有自己的山头,自己的基本盘。
所以他们之间发生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再是单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历史.上为什么政治斗争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各个实力派之间,开始是政治理念的不同,工作方法的不同,最后演变为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一旦开启,除非-方认输,很难结束。
而主席又能做什么?
告诉大家要党内团结,不要争斗?如果真这么容易就好了。
因为这个事情,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主席召开了书记处会议。陈运、聂帅两个人作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也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不仅仅是主席感受到了目前党内生活的问
题,就是其他人也都感受到了。
-个全国财经会议,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中央要收权,不能放任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权力不管。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放任越久,他们的权力越大,和中央的矛盾也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地方中央局
和地方大区的存在,各个中央局和大区之间泾渭分明。继续下去,这些干部身上的山头痕迹会越来越严重。
中央支持党内争论。
-个健康的党派,内部不能是一潭死水, 必须要有争论。但这种争论仅限于工作当中,而不能是陷入山头之争、派系之争,最后演变为权力之争。
而山头痕迹越是明显,山头之争会越严重。
所以书记处会议上,大家决定在几个月之后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人事进行调整。调整一些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主要领导。
还是那句话。
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的一把手,目前很多都是党政军-把手。 他们在地方工作时间长,很多都是山头的领头人。他们继续坐镇地方,在地方的权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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