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586章

然后是革命干部的培养。

把解放军部队看成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要让解放军部队成为工作队。

紧接着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要战略转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中共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然后是党接下来的基本国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政治上分析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所以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经济上认为接下来新中国会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混合的情况。不过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会议上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外交上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也是中共在全国大会上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外交政策。

不过会议上，对于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是区分的。

伍豪去了苏联拜码头，整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和苏联总共达成了三笔贷款，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机器，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武器以及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海军、装甲部队等等，最后一笔贷款是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十四项工厂建造。全部贷款下来，超过六亿卢布。

会议代表对于大方针是同意的。

然后是讨论具体的一些东西。

开始出现各种分歧。

第753章 各项政策的正规化

“党的会议要正规化。”

七届二中会议中央酿已久，只不过中美在青岛突如其来的冲突导致中央把精力都放在了战争当中，所以才拖延到现在。因此各地方干部为了这一次会议准备了许久。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就像是古代那些读书人想要科举登科，然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样。

现在新中国要成立。

不管是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除了隐晦的“加官进爵”的想法之外，更多的是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想要在新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准备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席的报告，是指出了大方向，指出了党的指导精神。大家讨论主席的报告，之后，七届二中会议的主要议程其实是结束了。因为这一次会议主要目的就是为接下来的工作制定方向。

剩下的时间当中，讨论某些代表的具体提议。

任培国代表党的组织工作提出建议。其实这个建议是华北局提出的建议。为了迎接七届二中会议，各个地方局都按照小组模式进行讨论。

华北局这边一直推行的就是各方面的正规化。

各种规章制度要制定的明明白白。

聂帅、董必武都是支持的。

小组讨论之后，有些是华北局干部自己在会议上提议。有些则是需要和中央领导讨论。任培国对于华北局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

和聂帅讨论之后，最终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

“战争年代，我们党好多次会议都无法正常举行。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党的会议时间一直是比较乱的。一大、二大、三大，都是一年召开一次。

后面四大、五大是隔了两年，六大又是隔了一年。

后面的七大直接就是十多年之后。我们这一次召开七届二中会议和七大又隔了三年时间。这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但现在情况出现变化，全国革命的成功近在眼前。我认为以往影响我们无法正常开会的因素都已经消失。因此我们党的中央会议应该要正规化，会议时间要固定下来。

“我提议，以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是隔五年一次。而这五年之内，每一年党中央都应该召开一次会议。就如今年召开了七届二中会议，明年就召开七届三中会议，后年召开七届四中会议，大后年召开七届五中会议就这样。然后再召开八大会议，之后继续这样，八届二中会议、三中会议，五中会议之后就召开九大会议。”

“每年的会议，总结一年的工作，总结成绩和失误。根据情况进行一些小的调整。然后每五年对于政策进行检讨，也调整我党的战略。

党的会议正规化，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很多干部看来就是一种形式。

大家并不在意。

但魏红军却非常重视这个。

历史上中国是抓住了柏林危机的机会，进行了三大战役。后面渡江战役的时候，美苏两国都在阻止解放军渡江。这导致中央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急迫。迫包括建国。

加上中共是打出来的，虽然也有不少人学历比较高。但多年的战争生涯，大家对于正规化还不是很适应。因此很多方面其实是草台班子模式。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的也是比较随意。

就像是八大和九大之间，间隔了十三年。九大到十大，十大到十一大，中间则是相隔四年。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规定，会议就变得如此的随意。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只有正规化才能够有更多的约束。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内部有很多纷争，甚至不少纷争是你死我活，想要躲过去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共虽然说是中共政党，但其实内部成员很复杂。有些人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拥有中共信仰的党员。但有的人只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当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但他们并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看中了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当中的号召力，看中了苏联的成功，以及看中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性。他们的愿望不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利用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共发展速度迅猛，这个时候加入中共，加入八路军的很多党员干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者，只是为了抗击日寇，选择加入中共，加入八路军。

这样内部思想是比较混乱的。

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家是战友。甚至是可以托付性命的战友。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就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这就会出现路线问题。

而这些路线问题，加上山头、派系的问题，最后就演变成非常严重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想要避免，是不可能的。不过尽量的减少内部斗争带来的影响，是魏红军非常愿意做的。

想要减少争斗带来的后遗症，最好的办法是必须要各方面都要正规化。

要有一定的规矩。

所以魏红军才在华北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出了这方面的提案。聂帅和董必武都很支持，包括薄树春也认为这是好办法。现在任培国作为五大书记之一，正式在七届二中会议提出。

分量就不一样。

加上大家并不是很在意这个。

毕竟不影响大家的利益。只不过是定时开会而已。所以这个议题很快通过。会议通过了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1952年召开八大会议。

任培国之后，董毕五开口道：“党员干部的退休政策也需要正规化。”

“我们中共人不是李自成，不能想着打天下坐天下。跟封建王朝一样，打天下的功臣封王封爵，然后世世代代世袭爵位。这种事情不是我们中共人应该干的。我们是为天下穷苦百姓打天下的政党，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去打天下的封建农民领袖。既然如此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要能上能下，要有完整的退休制度。到了年龄就要服老，就要退休，不能恋栈权力。”

“省级以下的党员干部，在六十岁的时候就应该退休。省级以上干部可以延长到六十五岁，如果是中央领导可以延长到七十岁。到书记处书记这个位置，可以延长到七十五岁。

党的会议制度和退休制度。

这是魏红军最支持的两个提案。

不过退休制度，想要实施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只有董毕五这种资历，这种级别的干部才能够提议。董毕五是一大代表，是湖北党组织的创建者，又是目前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且在目前中央领导当中，和总司令一样，都是属于年龄最大的那一批。

总司令和董毕五今年都六十二岁。

董毕五提出退休制度，最显得坦荡。

这个提议，比党的会议正规化，大家更加严肃。因为党的会议正规化，不会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但退休制度，是直接影响大家利益的。

这一次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倒是不着急。

毕竟大部分人还比较年轻。加上大家本身不是中央领导，就是未来中央领导的候选人。从董毕五的提议当中，大家退休年龄可以到七十岁。

离七十岁还早着。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其他考虑。

毕竟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有自己基本盘的干部。大家下面还有一批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当中有不少已经五十岁上下的干部。

如果省级以下干部只能干到六十岁。

那么十年之后，要退休的干部不在少数。说句不好听的，大家拼死拼活总算是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可是你让他们干十来天工作就退休，这不就是剥夺了大家“革命”的资格。多少人还是愿意为“革命”多奋斗几年的。但大家谁也不敢说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董毕五直接把大家后路堵住了。说中共人不能恋栈权力。

就算有人不同意，但在这样的会议上，也不敢说自己恋栈权力。

当然有反对的，就有支持的。

特别是第二梯队的一些部。目前政治局委员当中，按照年龄来说总司令、董毕五、林波曲都是六十二岁，属于是年龄比较大的。相比起来第二梯队有不少五十岁上下，甚至四十来岁的年轻干部。

如果前面的人退休，那么后面的人都有机会上去。

不过大家也没有表态。

因为董毕五的提议当中，也包括了书记处书记这个级别的干部。书记处书记，也就是后世政治局常委，是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董毕五的退休年龄，也包括了他们。

算是比较敏感。

这个时候主席掐灭了手中的烟道：“董老所言一针见血。我们的革命要新老结合，老干部为年轻干部保驾护航，年轻干部要扛起革命大旗继续前行，当革命的接班人。老干部不能恋栈权力，不让年轻干部上位，那我们不就成了封建王朝。我们是革命党，必须要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年龄大了，精力跟不上，思维也就跟不上。到时候该退就要退下去，我也不例外啊。

其实按照七十五岁退休，主席的年龄也早着。

主席现在还不到五十五岁，离七十五岁还有二十年时间。

不过主席倒是支持董毕五的提议。主席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七大上修养同志的地位迅速上升，几乎走到了接班人的位置。

但主席和修养同志的年龄差距只有五岁左右。

所以主席在年轻干部当中也在摸索一些可以接班的干部。历史上主席看中的就是邓希贤。因为邓希贤比主席小十一岁，现在不过四十多岁，但资历深、成绩好。

而且主席对邓希贤始终是有一种情谊的。

毕竟当年在苏区，“邓毛谢古”是主席“四大金刚”。他们四个人接受了很大的压力，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主席是反党小组织的头目。他们四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扛不住压力，那么主席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艰难。

而“邓毛谢古”四个人当中，目前唯一活着的就是邓希贤。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希贤也是作为接班人培养。进京的“五马”当中，高刚看似最为风光，但真正走到了决策领域的是邓希贤。

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

总司令道：“其实军队也要有这方面的退出政策。年龄大了，在一线指挥部队会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基层部队当中，有些指挥员年龄大了，身体就跟不上。这些干部要么转业去地方，要么也要有明确的退休制度。”

“老总提议不错。”

主席点头。

主席和总司令说完之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聂帅道：“现在我们的革命走向胜利，到处都需要干部，看起来我们的干部严重不足。可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需要的干部数量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我们会不停的培养新干部。我们需要的干部就那么多，岗位也就那么多。如果老同志们不退下来，年轻干部哪里有机会。新老交替如果做的不好，革命工作怎么持续下去。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新老交替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还没有直接触及到自己的利益。

因此反对声音不大。

魏红军之所以如此重视七届二中会议，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这些开国功臣盘踞地方，或者控制某个部门，到时候一个个都是实权大佬。

利益纠葛会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