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23章

　　这绝对是大失人心的事情。

　　军队把坦克拉出来，镇压了自己的人民群众，才解决了这一次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出现直接影响苏共中央在苏联百姓心中的地位。本来就因为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不稳定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外来势力的干涉？

　　谁也说不好。

　　但不管有没有外来势力，动用军队和坦克，还是让苏共在格鲁吉亚民心大失。格鲁吉亚后面一直在滋长“分裂势力”，和第比利斯市的流血事件，不能说没有关系。

　　而且国际影响力也非常不好。

　　苏联可是号称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是社会主义扛旗的国家。而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是你用坦克对付你的人民群众，你的民主不就变成了虚伪。

　　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你还怎么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争夺舆论主动权？

　　甭管你说的多么好听，说马列主义多么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多么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这种事情爆出来之后，谁会相信你。本来国际共运在道德层面是压倒帝国主义的。

　　毕竟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后面上百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的确是很严重，而且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断。所以马列主义的诞生，苏联的诞生，在很多方面对于帝国主义是进攻态势，因为站在更高的道德层面指责你。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你可以站在道德高度指责别人，但前提是你必须有资格讲道德。就像是海瑞可以批评那些官员贪腐，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严嵩要是出来批评官员贪腐，那就贻笑大方。

　　马列主义也是一样。

　　同样的事情，帝国主义国家做了，那也就做了。我TM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你影响资本家利益，我就干你了，你又能咋的？

　　但社会主义国家做了，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像是坏蛋做了坏事，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大惊小怪。可是天天标榜道德的好人做了一件坏事，那不仅别人会怀疑你标榜的道德标准，更怀疑你这个人的人品。

　　现在苏联就是如此。

　　以前苏联输出革命，领导国际共运，支持国家民族的独立。整体来说输出革命之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正面的。但你在自家土地上开坦克，这种污点爆出来，其他那些跟随你的人怎么可能相信你。

　　而且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在苏联不是孤立的事情。

　　苏联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只不过格鲁吉亚发生的冲突最严重，死伤人数多，被捕人数多。

　　苏共党内已经有人开始批评赫鲁晓夫太莽撞，也有一些地方党委表示不认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的做法。

　　苏共中央这边每天都能够收到一大堆从地方飞来的抗议信。

　　现在赫鲁晓夫真是手忙脚乱。虽然他想过“秘密报告”的冲击力应该不小，但他是真没有想到“秘密报告”之后会发生这么多严重的冲突，这么多抗议。当然赫鲁晓夫现在最担心的是苏共中央内部。

　　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这些苏共中央的大佬人物，对于目前发生的事情一直是冷眼旁观。赫鲁晓夫知道他们这些人现在只是暂时的蛰伏。只要赫鲁晓夫控制不住事态，他们就会跳出来，驱逐赫鲁晓夫。

　　所以赫鲁晓夫现在是很着急。

　　消息传到中国这边，中央就更加谨慎。

　　先封锁消息。

　　不让苏联的消息传入国内，各大报纸更是接到宣传部的命令。关于苏联、苏共二十大、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没有书记处和宣传部的许可一律不许发表。

　　但这只是一时的。

　　因为这种消息根本瞒不住。

　　自从中苏两国加强了合作之后，每年派往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数量就几千人，每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也有几千人。他们只要回国，这种消息就自然而然传进来。

　　再说现在中苏两国在边境线做生意做的越来越大，两边人民群众天天都打交道。苏联发生的事情，通过这些渠道也会进入中国。

　　还有中国目前和香港那边做生意。

　　好处有，坏处也有。

　　好处不用说，广东那边的来料加工行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坏处是，欧美国家的情报机构，利用中国和香港做生意，也是会渗透进来。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利用各种渠道，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散布消息。

　　中央封锁消息，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1956年3月11日到3月26日，中共八届五中会议在北京召开。虽然外面乱哄哄的，但中共自己的会议还是要召开。

　　本来这一次会议，计划是召开八天到十天。

　　但发生的事情太多。

　　前有高刚问题，后面又发生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两个问题都集中在了一起，所以最后决定召开十六天。

　　此次会议主席亲自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八届第五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本来不是七大、八大、九大这种全国党代会议，只是中间会议的报告，一般都是修养同志负责的。

　　但因为八届五中会议重要性陡然上升一大截，所以主席亲自做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总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届四中会议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是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第三部分是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第四部分是关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高刚问题，一个是关于召开中共九大的问题。

　　此次会议上正式给高刚问题下了定论。

　　认为高刚问题的原因是：党现在还采取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在党的周围，也有很多小资产阶级进入了党内，以至于党内存在非常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发展很快，目前拥有近六百万党员。但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同时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还认知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喜欢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他们往往把党和人民的成绩，当成是个人的作用，当成是个人的功劳。

　　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忘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无视党的组织原则。忘记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化，为了个人野心，破坏党的团结和纪律。

　　对于这样的干部，中央绝不手软。

　　好在批评虽然严厉，但中央给出的定论只是“高饶问题”，非“高饶反党反革命集团”。这样定论之后，事情就是党内问题，非你死我活的敌我问题，处理起来就会留有余地。

　　高刚和饶书石都在八届五中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

　　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然他们也没有资本反抗中央委员会这样的处理。

　　八届五中会议上，通过了撤销高刚同志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撤销饶书石同志的政治局委员，撤销张秀善同志的中央候补委员。

　　反而是最早受到处理的张文天运气好，保留了中央委员。

　　可以说这一次总理对张文天还是“手下留情”的。因为开始外交部处理张文天的时候，总理把报告送到主席那边，有过隐晦的表态。当时总理的意思是要处理张文天。

　　可是后面总理没有对张文天“赶尽杀绝”。

　　张文天这一这次主要罪名就是“反总理”，特别是外交部会议上公开批评总理的那番话成为了把柄。要是总理随便说一两句“不好”的话，以张文天的历史问题，张文天的中央委员就保不住。毕竟现在中央讲党内团结，担忧党内分裂。如果中央要团结，肯定是团结总理，而不是去团结张文天。要是团结张文天，那么以总理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是名副其实的党内分裂。所以总理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总理始终是没说一句张文天的坏话。

　　加上张文天和魏红军去了苏联，在苏共二十大的时候表现也很好，所以保留了中央委员。不过张文天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但依旧是无法留在外交部。八届五中会议上，张文天也是受到了批评。

　　正式免去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被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配合河南省委副书记罗伟林，负责河南农业、水利、交通等部门。

　　当初处理吴芝浦的时候，为了河南的稳定，中央并没有大规模的调整河南干部。但之后中央一有机会，还是会往河南派遣干部。

　　也是为了警告河南干部的“地方主义”。

　　倒是张文天的妻子刘莹同志，继续留在外交部。不过不再是部长助理，具体的安排需要总理和外交部考虑。

　　高刚撤销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之后，同时撤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撤销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任命为“中西部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

　　目前这还是一个空架子的单位。

　　这个单位的地位，还需要政治局讨论，正式给编制。

　　饶书石撤销政治局委员，撤销书记处书记，任命为国家供销合作社中南区负责人。

　　高刚撤销政治局常委之后，中央委员会增补魏红军为新的政治局常委，同时选举魏红军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实就是魏红军接替高刚的位置。

　　高刚、饶书石离开政治局之后，增补李福春和邓志辉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八届五中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主席、修养同志、总理、总司令、陈运、聂帅、魏红军七个人，政治局委员是邓希贤、董毕五、林波曲、彭老总、彭珍、林帅、贺老总、罗帅、李福春、邓志辉。

　　魏红军在四十一岁这一年正式进入了中共核心领导层。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魏红军成为政治局常委是一定的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当然魏红军能够这么快成为政治局常委，也跟一些意外事件是有关系的。

　　就像是任培国同志过早去世，魏红军在朝鲜打了大胜仗，高刚同志犯了错误等等。

　　但意外当中，也是顺理成章。魏红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本来就大放光彩，十年之内就从一名八路军连级干部成为了地方中央局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管是在抗美援朝还是土改、农村建设、能源建设上，都是成绩斐然。要不是魏红军早年的资历实在是太浅，以魏红军的成绩和地位，早就有资格追逐政治局常委职务。

　　之后就是关于改组书记处。

　　八届五中会议批准了政治局关于改组书记处的方案。

　　从这一次开始，书记处不再设立虚职的书记，所有的书记处书记都必须要分工。同时规定书记处就是党委部门，和国务院这个行政部门是不一样的。因为高刚事件，此次改组书记处，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各个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分工。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政治局的提名，任命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的魏红军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负责书记处的工作。

　　这是魏红军上调中央之后，第一次负责处理中央党务工作。

　　当然魏红军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是一次临时性的工作。是因为高刚突然出现问题，所以在九大之前，需要一个人打理书记处工作。目前政治局有资格替代高刚进入常委，负责书记处工作的，也只有魏红军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任命期限就是一年，一直到九大为止。

　　魏红军不可能一边当书记处第一书记，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一边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党组第三副书记。中央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干部存在，现在只是权宜之计。

　　九大之后魏红军要么是正式成为书记处第一书记，以后开始分管中央党务工作。要么继续在国务院当副总理，负责经济建设。不过虽然是权宜之计，但魏红军的一些工作依旧是做了调整。

　　魏红军不再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中央委员会按照政治局的提名，当然主要是魏红军的提名。任命邓志辉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谭振林担任第一副部长、李少成担任第二副部长、赖若宇担任第三副部长、召德尊担任第四副部长、张临池担任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八届五中会议上调整工作的不仅仅是魏红军一个人。

　　中央委员会任命政治局委员邓希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再担任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先年同志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调邓希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为了接下来的九大做准备。

　　书记处除了魏红军这个第一书记之外，另外还有六名书记处书记。

　　分别是中央秘书长邓希贤、组织部部长陈谈秋，宣传部部长习中迅，监察委员会书记董毕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伟汉，总政治部主任谭正。

　　加上三名书记处候补书记。

　　分别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厅长杨上昆，中共中央妇女运动会书记蔡场。

　　和原来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相比，新选的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级别差了很多。但和原来相比，新选的书记和候补书记，分工都非常明确。

　　分工明确之后，该是属于哪位书记、候补书记处理的工作，就谁来处理。一般的日常工作，分管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批示就可以下发。如果其中一些文件比较重要，那么就要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甚至一些送达政治局的文件，书记处也可以先拿出方案，然后一并交给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不需要动不动就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或者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因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都有分工，就可以防止书记处第一书记在书记处一手遮天。

　　这些人里面，除了谭正之外，其他都是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党委部门。而谭正当选书记处书记，是为了加强书记处和军队之间的关系。

　　书记处毕竟是党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

　　军委那边很多工作报告，除了需要在政治局讨论的重要工作之外，一些日常的报告书记处就可以批示。甚至某些需要政治局批示的文件，也是通过书记处交给政治局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