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正因为知道,所以习中迅才会犹豫,也劝刘静凡夫妻两,不要写这本书。
但他们决心很大,一定要写这本书。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习中迅同志,考虑问题需要全面。高刚同志因为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八届五中会议上刚刚接受了处罚。包括张秀善同志。这个时候写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里面肯定要涉及高刚同志、张秀善同志等人。高刚同志和张秀善同志都是陕北革命重要领导人,为陕北革命的发展立下过功劳。这些东西要不要写在小说当中?如果不写怎么完整的体现刘志旦同志的革命历史。但如果写了,那么高刚同志、张秀善同志他们在陕北革命的功绩就不能不写。”
“所以如果这本传记小说公开出版,那么读这本书的党内同志们,会不会以为中央正在释放新的信的号。中央要重新考虑高刚同志的问题。如果党内产生这种错误的信号,传播错误的信息,到时候中央要怎么处理?”
“是陕北干部们不满中央对于高刚同志的处理,想要用这种方式为高刚同志喊冤?”
魏红军一说,习中迅脸色一变。
习中迅之前只是考虑陕北革命历史复杂,很难统一意见。这本小说出版,会引起陕北干部内部的争执。倒是没想过高刚问题。
但魏红军说的对。
陕北革命历史,你怎么都绕不过高刚。
高刚不仅参与过陕北红军的组建和领导,也参与过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高刚虽然不能说是陕北根据地的旗帜性干部,但也是排名前几的干部。特别是红26军历史上,高刚是仅次于刘志旦的干部。
谈刘志旦,必然要谈高刚。
而且陕北革命历史上,高刚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张秀善。
这也是陕北革命的重量级干部。
现在他们都已经受到了处分。甭管中央的处分正不正确,最起码目前来说是正确的处理。但你要是在刘志旦传记小说上,赞扬高刚和张秀善,那么你让读者怎么想?
让中央怎么想?
你是要跟中央叫板?
为高刚喊冤?
习中迅立马道:“刘静凡同志和李建通同志他们绝对没有质疑中央决定的意思。他们是接到了工人出版社的邀请,才会想着写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
“习中迅同志,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怎么样。而是要看产生的后果,要看大家怎么看?”
人是社会性动物。
很多事情做出来,就要考虑社会反响。
明明是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好的事情。但如果产生的后果却是不好的,大家的看法是负面的。那么不管你的初衷是如何,其实就是错了。
看习中迅思考,魏红军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继续道:“习中迅同志,你还要考虑另一方面的事情。刘志旦传记小说一旦出版,会不会有人说,你是借着这本小说为自己‘歌功颂德’?”
“这…………”
习中迅本来是要反驳魏红军的。
但停在那里,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反驳。刘志旦的确是陕北革命的旗帜性干部,但他早就牺牲,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时间。你曾经再怎么厉害,再怎么是旗帜,那也只是曾经。二十年过去,陕北干部后面就属高刚、习中迅、张秀善几个人发展最好。
可是现在高刚、张秀善都受到了处罚,特别是高刚虽然还保留中央委员,但马上就要离开中央。
所以现在能够代表陕北革命的重要干部就剩下了习中迅。其他很多陕北干部虽然级别不低,行政五六级的不在少数。但和习中迅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相比差了很多。
刘志旦的传记小说如果过分吹捧陕北革命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那么作为目前陕北革命当中最重要的代表干部之一,习中迅很容易会让人以为是在自我吹捧,给自己“歌功颂德”,为自己积攒政治声望。特别是习中迅目前还是宣传部部长,正好管这些事情。
这么一想习中迅感觉后背都冒冷汗。
他是真没想那么多。
魏红军没有继续跟习中迅说话,而是跟邓希贤道:“邓希贤同志,我觉得现阶段我们的出版社,出版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中国革命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
其中井冈山、中央苏区,这是中央红军的发源。如果说井冈山,还要追溯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宁都暴动等等。
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是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主要是二军团和六军团,是湘鄂西根据地。
一个小小的陕北革命历史就这么复杂,其他方面军就不用说了。中央红军丢失了中央苏区,长征结束走到陕北的人数还不到万人。这么严重的失败,这背后的原因追究起来,那问题就严重多了。不说中央苏区的失败,光是井冈山就有多少争斗。
井冈山的问题,会牵扯出湘南特委、湖南省委,还有几次给红四军下命令的中央也有问题。当然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到王佐、袁文才的事情。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释?
至于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肃反运动杀的是人头滚滚。
而且当年肃反运动的很多干部还活着。
王树生大将在四方面军肃反杀人可不是一次两次,包括西路军时期,枪杀中央红军的干部。不仅仅是王树生大将一个人,五军团和九军团跟着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两个军团不愿意跟着张国涛南下的干部,被四方面军的干部枪杀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四方面军某些干部,都敢拿枪对着主席、总司令他们,更何况是五军团、九军团的干部。
二方面军这边历史也非常复杂。
二军团、六军团干部不合,打仗的时候六军团私自撤退,弄得贺老总暴跳如雷。长征之后“三王反贺”,肖子敬离开120师。这要是写出来,谁也不会满意。
到时候一个个都写小说,为自己开脱,给对手罪名。
这不是做不出来的。
中央为了避开这些历史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要不然很多干部,早就因为历史原因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本来没什么事情,但某些人写小说,那么肯定会再次引起革命历史的争议。
“是应该谨慎。”
邓希贤点头。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希贤可是毛派头子,也是遭到了打击。后来邓希贤去129师当政委的时候,中间也有过很多龌龊。所以他明白,这种事情不能讲的太细。
历史和历史人物,宜粗不宜细。
但小说这种创造,很容易把一些事情给你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甚至一些小事情,小说写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习中迅同志,你的想法呢?”
“我也觉得这样题材的小说应该谨慎出版。这种题材的小说公开出版,很容易影响党内团结。”
习中迅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很快就收拾好了心情。
反正关于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习中迅现在是再也不敢沾边。现在习中迅考虑的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版问题。陕北干部想要出版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那么其他山头的干部呢?
他们会不会也想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革命历史。
各个山头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但还是那句话。任何一本小说都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甭管作者调查了多少资料,他自己想要多么客观。但只要是人写的小说,那么就算不是作者有意的,也会无意当中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换句不好听的,作者的偏见肯定会出现在小说当中。
就像是一个作者他不喜欢某个人。那么甭管他多么小心,甭管他多么客观,字里行里之间一定会表现出对于这个人的不喜欢。
“对。”
魏红军道:“我的意思是,过两天书记处会议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专门讨论一下,制定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出版规定。这些涉及到革命历史问题的小说出版,还是应该谨慎,甚至禁止。这种小说最起码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还是要避免。等我们这一辈都老了,干涉不到国家政策。到时候自然就会放开这方面的限制。”
“我同意。这种题材的小说,现在出版会受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不真实。等后人写小说,干扰少了,说不定更真实。”
邓希贤很支持魏红军的想法。
革命历史问题争来争去,又有什么用处。只会增加同志之间的隔阂,影响党内团结。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习中迅也是点头。
“那这个事情先这么说了。习中迅同志,今天我和邓希贤同志过来,主要是想和你商量接下来宣传部的主要工作。”
革命历史小说的问题只是临时发现的。
魏红军和邓希贤主要是为了下一步宣传,如何减少“秘密报告”带来的冲击力。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和宣传部的同志们讨论下一步宣传计划。你们可以看看。”
987 苏共中央的态度
1956年3月28日,八届五中会议结束第三天,魏红军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第一次召开了书记处会议。
召开这一次会议第一个是让大家先认识认识。毕竟书记处改组之后,书记处换了一大半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进入书记处处理工作。
虽然大家彼此认识。虽然有些人以前认识,甚至是一起革命过,但在书记处又是另外的情况。
先熟悉一下是应该的。
所以魏红军开会之后,再次明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分工,调整书记处原来的工作模式。然后大家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
这个过程很快。
然后进入了正题。
此次书记处会议正式议题只有两个。
一个是制定九大代表选举方法。
陈谈秋作为组织部部长,提交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草案”。中央已经有了七大、八大两次大规模的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经验,所以这份草案可以借鉴很多七大、八大的经验。
不过相比起七大、八大,九大的变化很大。七大是在抗战末期召开的会议,军队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各个根据地出来的代表,军队代表非常多。而且那个时候的代表都是以根据地为单位选择。
到了八大,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几年时间。但八大的时候,军队实力依旧很强大,地方中央局也存在。所以当时的选举主要是依靠地方中央局,以及地方军区。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
国家建设已经是第一位,也没有了地方中央局。所以这一次的代表选举,是以省为单位。全国党代表的名额,也会更多的倾向于地方,而不是军队。
组织部这份草案制定的非常详细。
书记处讨论这份草案,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份草案直接关系到九大的顺利召开,因此真的是逐字逐句的进行审核。最后才通过了这份草案。
等魏红军和邓希贤签名之后,这份草案就需要交给修养同志、陈运、聂帅他们签名。虽然他们不管具体工作,但毕竟他们也是九大筹备委员会的一员,所以需要他们审核。
在这方面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还是非常讲究规矩的。再说书记处刚刚出来了高刚这个不遵守规矩的人,闹了个天翻地覆,所以现在正是非常敏感的时候。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这点政治敏感性还是有的。
等修养同志、陈运、聂帅他们都签字之后,就要送到政治局审核。当然这只是程序,筹备委员会五个人签字的提案,在政治局是不会被卡住的。政治局通过之后,魏红军和邓希贤就需要明确制定九大代表候选人份额的问题。各个省要有多少代表,军队要有多少代表,中央机关要有多少代表,都要明确起来。
所以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商量之下,制定了九大筹备前期三次重要会议。一个是1956年4月17日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共九大地方代表名额的安排。
规定每个省多少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名额,然后告诉他们选举程序。这些地方党委书记就要回去选举本省的代表。
4月22日,召开书记处和军委、各大军区联席会议,讨论军队出席九大代表候选人问题。4月28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出席九大代表候选人问题。
这些都在书记处讨论通过。
另外一个是讨论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问题。
书记处通过了邓希贤同志的提议,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版做出了最严格的规定。没有文化部、宣传部、书记处批准的,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允许书写和出版。
包括电影的拍摄。
涉及到党内高级领导的题材,都必须要得到文化部、宣传部和书记处的批准。
本来这个提议应该是宣传部部长习中迅提出来最适合。但毕竟这个事情是源于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如果让习中迅同志提议,那么就会影响习中迅同志和陕北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些想要推进刘志旦小说的陕北干部,会以为习中迅同志故意阻止他们。
所以只能是魏红军和邓希贤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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