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书记处会议。因为统战部这一次座谈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主席或者总理肯定要再次召开一次座谈会，和这些人谈谈。
听着李伟汉的回答，魏红军只能是叹口气，李伟汉党内资历深，但真不是扛事的干部。
你要说他能力弱，倒也不是，很多事情都能够处理的井井有条。但你要是说他的能力很强，他历史上又是“左右不定”。李伟汉的历史非常复杂，或者说非常难以捉摸。
他是主席在湖南师范的学弟，是主席他们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之一，也是旅游学生。他在欧洲开始是支持萧子升的温和改良，积极反对蔡泽英他们的革命主张。但他后来改变态度，和总理、赵世严他们一起创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之后在主席和蔡泽英的介绍之下入党，成为了中共党员。
大革命时期，他在党内地位逐步提高。八七会议的时候，他是会议主席，和曲秋白一起主持八七会议。结果他开始在左倾道路上狂奔。在李力三当家的时候，积极推行“立三路线”。当时他工作非常积极，很多人回忆录当中写到，李伟汉每天睡得都很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后面李力三受到王铭他们的批评，李伟汉就去了苏联。结果从苏联回来之后，他又跟着王铭、博谷他们参与了对于中央苏区路线的大批判。在中央苏区最开始对于主席路线批判的就是福建的“罗明路线”，而这就是李伟汉亲自动手，亲自批判的。从福建回来之后，李伟汉又是抓“江西的罗明路线”，也就是后来的“邓毛谢古”。
批评“邓毛谢古”的时候，李伟汉同样是亲自坐镇。公开写文章批他们是派别活动的就是李伟汉。当时“邓毛谢古”都咬牙坚持，不承认存在“反党小组”，要不然中共历史都要改写。所以主席后来有过一句话叫，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谷应负主要责任，李伟汉次之，张文天又次之。可以看出主席对于李伟汉这名学弟、老朋友是多么的印象深刻。
历史上“反右”的时候，李伟汉正好负责统战部。提出了好多个离谱的主张。一个是用几年时间就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提出了“五年内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加中左分子要达到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当然也提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些企业当中，停止给参加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定息。
这些主张很快就受到了中央和统战部内部的批评，甚至国务院那边也批评这种主张。
当然李伟汉也不是说没有为党做过工作。
相反他跟着其他干部一起工作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成绩的。大革命时期在湖南担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主席、修养同志、李力三同志等人的领导之下，李伟汉在湖南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上表现非常出色。
还有就是长征结束之后，李伟汉跟着董毕五一起解决陕北肃反的问题。当时陕北肃反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里面的矛盾很大、情况很复杂，但李伟汉在董毕五手底下工作做得很好。抗战时期跟着林波曲，主要做一些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这个工作他也完成的很好。
可以说每一次把他单独放出去独当一面，他就很容易激情澎湃，把事情搞砸，或者是把事情搞复杂。但只要跟着某个人老老实实工作，成绩就非常好。
现在魏红军对于李伟汉就非常不满意。
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虽然允许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他们的意见，但主动权应该是牢牢地掌控在统战部手中才对。但看看这份会议记录材料。
虽然对方的确是来者不善，来了一次突然袭击。但也不至于说，统战部面对民主人士的各种质询和建议，完全是手足无措。
这样一点反应能力都没有，还怎么工作。统一战线的问题，主席抗战期间就说的很清楚。当时最大的统一战线就是和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大家合作抗日。
那个时候主席对于党内各种思想，就很明确的表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大家琢磨的。
新中国是要团结那些民主人士，包括资产阶级也在团结之内，要不然也不会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提出的口号可不是打倒资产阶级，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央都是要团结。
但这个团结的意思是，要以中共为主的团结。
和他们团结的时候，不仅仅考虑“你好我好”，更要考虑原则。如何在守住自己原则的情况之下，灵活的完成团结任务，本来就是统战部的工作。
但显然统战部做的非常不合格。
差一点就要成为批判会。
所以魏红军不再看李伟汉，对大家道：“同志们，大家都看了此次座谈会的具体报告了。里面各种话都有，我重点归纳了一下。里面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龙基部长的意见为主。他拿出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表示斯大林同志都能够犯错误，而且是犯了这么多严重的错误。表明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的缺陷，实行过程当中肯定发生过很大的错误。我党作为马列主义政党，也是不能例外的。”
“他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三反运动’都有不少问题。所以他要求以人大和政协联合成立‘平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我们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这个委员会要检查过去土改、‘镇反’、‘三反’运动中的问题。还应该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罗龙基部长还表示，中共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后面很多人各有各的说法，但其中不少都是和罗龙基部长的意思是一样的。”
看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带来的恶劣影响。
斯大林都错了。
你们马列政党谁敢说自己没错误。罗龙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的还是比较委婉，私下里罗龙基甚至表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错误的。看看“秘密报告”当中的斯大林，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吗？这样的一个人领导的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革命能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中国的政治情况和东欧国家又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是中共牺牲几百万烈士，花了二十多年打出来的天下。政府机构和军队都是中共直接领导。那些人都是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可不像东欧政府那么好整。
正面进攻肯定不行，没那个实力。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给了罗龙基他们足够的借口，足够的武器。罗龙基一边肯定中共的成绩，承认中认共的领导地位。但同时以“秘密报告”为武器，表示社会主义革命存在问题，因此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要求人大和政协负责。其实就是主要以党外人士负责这个委员会，审查中共这些年的政策。
“第二个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张博俊部长提出来的。他表示就如‘秘密报告’当中表现的那样，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就是‘个人崇拜’的错误。这个不仅适用于个人问题，也适用于党派。一个党派如果没有民主，没有监督，那么它也会做出和斯大林同志一样的错误。”
“因此他提出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政治建设和打仗不一样，中共党员文化水平低，工作作风粗暴，应该要更多的倚重知识分子。所以提出了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的说法。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他们都是很聪明的。
让他们把生命置之度外去革命，他们没有那种胆子。让他们提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他们没有那样的能力。但在规则之内，特别是官场规则之内“争权夺利”，他们一个比一个专业。
都是先承认党的领导，从来不说要挑战党的领导地位。
但他们很明显是利用“秘密报告”，想要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系当中的地位。如果说罗龙基的“平反委员会”是要审查中共的政策。
表达的是要监督中共。
那么张博俊提出来的是，要直接参与中共政策的制定。
说是“政治设计院”，但其实就是提高民主党派在政治决策当中的话语权。他们是以“秘密报告”为武器，以民主决策为口号，想要和中共成立联合政府。
“第三个是，关于‘党天下’和退休的问题。楚安平认为退休制度是非常进步的制度，可以遏制‘秘密报告’当中出现的斯大林问题。可是他表态我们八大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退休政策很有问题。他表示目前的退休政策对于中共党员有利，对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利，是不公平的制度。”
“他举的例子就是，目前国务院副总理全都是中共党员，各部委的部长也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在快要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获得提拔，以此来避开退休。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有‘党天下’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1952年制定的退休政策是不公平的。退休制度应该进行改正，不能偏向于中共党员。这不符合当初政治协商制度的精神。”
当然还有很多说法。
但这几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其他的说法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到这三个意见当中。
他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成绩很大。看看最近“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几年国庆八周年，一篇一篇的“歌功颂德”。全国各大报纸都是争相转载。
就连香港和东南亚那边很多报纸都在转载“人民日报”这一次的文章。
盛况空前。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不好直接从这方面出击。
所以他们紧扣一个事情，那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看这可是目前苏共领导人亲自写的文章，批评的是前苏共领导人。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苏共领导人，曾经还是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包括中共曾经也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
所以斯大林的问题，也是中共的问题，谁也躲不开。
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错误？
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和监督。
所以他们直接从这方面入手。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政治设计院”，最后楚安平更是直接批评目前的退休制度。认为现在的退休制度，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太不公平。
魏红军归纳了这三方面东西之后，道：“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听取，应该做一些改正。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合适的、有问题的。我们不仅不能接受，还应该要有强硬的态度。”
邓希贤率先开口。
他很敏锐。
对于魏红军这么快就把统战部座谈会上的东西概括为三个方面，邓希贤还是很佩服的。这一下就看的非常明显。监督、民主，加上最后的组织程序。
要是全都实现，那么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版图当中的势力会迅速大扩张。
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有的。
但他们的办法是掺杂“私货”的。因此邓希贤道：“中央的政策波及全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口，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出现一些错案是一定的事情。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但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强审核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监察委员会、监察部，他们的工作不仅监察党委机构、政府机构，也要监察政法系统。对于以往案子的重新审核，也是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的工作。不需要专门成立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想要用“平反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政策。
其实倒不是不可以。
中共执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设计。
但利用现在“秘密报告”的机会，想要玩这一套，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时间不合适。一旦中央接受这样的提议，那么接下来全国就会乱套。公开平反各种案子，到时候中国版的“秘密报告”就会出现。
邓希贤在这方面的原则性还是有的。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必须要坚持的事情。
再说现在新中国发展这么好，邓希贤也不能允许任何人过来破坏。魏红军看向了董毕五，道：“董毕五同志，你的看法呢？”
目前书记处来说，董毕五的资历最深。
要不是建国早期“党政分离”问题上，董毕五和主席、修养同志他们发生了冲突，受到了中央的批判。要不然以董毕五的资历、当时在党内的级别，说不定他比魏红军更早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
董毕五也是仔细看着此次座谈会的言论。
现在魏红军问他，董毕五放下了手中的资料。董毕五支持“党政分离”，但对于党的领导是坚持的。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政治局这边也是召开过好几次会议。
就是讨论如何应对。
所以他知道民主人士拿着“秘密报告”在座谈会发难，绝对是有问题的。
所以看着眼前这份报告，董毕五道：“‘平反委员会’可以成立，但不是现在。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而且问题不小，整个社会都有些混乱。越是这个时候我国越是需要稳定，特别是政治上的安定。只有政治上不出问题，才能够带来国家经济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更加强硬的拒绝。”
“我认为邓希贤同志的看法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加强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的监督权力，以及要加强对于政法部门的专业能力。一个是要避免发生错案，一个是要监督和纠正错案的发生和善后。”
大家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明白现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情。
所以知道现在的中国需要稳定。
“关于‘政治设计院’的想法，我认为有可取之处，就像是我们打仗的时候，军队参谋部的存在一样，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确是需要这种概念。我们的政府部门各机构也需要属于自己的参谋部。但不是张博俊说的那样。”
邓希贤继续表达自己的看法。
道：“其实我们不少部委，是有类似的部门的。就像是一些部门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其实就是充当参谋的角色。只不过有些部委重视，有些部委不重视。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重视，每个部委都应该有专门的‘政策研究室’，给政策的制定提供根据。但这是参谋机构，不是决策机构。”
张博俊想要成立“政治设计院”，直接参与新中国的决策。
想的倒是很好。
想用这种办法来，和中共实施联合执政，真的是很聪明。
但中共这边也不是傻子。
他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拿出的办法，却是私心杂货。邓希贤采用了他们的建议，但拒绝他们的办法。其实目前国务院很多部委，都有属于自己的“咨询机构”。
不说党中央的“政策研究室”，像农村工作部也有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国务院那些部委下设“计划司”，当中就有不少专家人才。
中共是土八路过来的。但正因为如此，更重视这方面的建设。
陈谈秋接话道：“对，目前我们党和国家政府机构，都有类似的部门。但很多部门不是很正规，有些是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编制，但有些只是某些部委临时机构。这方面可以加强建设。”
魏红军一边听着大家的讨论，一边记录自己的想法。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血雨腥风当中走过来的。这个中间就算有些人因为特殊原因骤然走到了高位，就像是当年的向中发这种。 但这些没有能力的，在战争年代早就被淘汰出局。
所以每一个不管他的性格如何，革命理想如何，能力上是没得说的。
看看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开的。
一个比一个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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