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33章

　　“关于退休政策的问题？”

　　这个问题倒是复杂一些。

　　因为说的也有道理。就说说同样是部委一把手，陈谈秋明年也到六十一岁。但没有人会认为陈谈秋明年就会退休。因为陈谈秋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部部长，是九大进入政治局委员最有可能的人选。

　　只要进入政治局委员，那么就不会六十岁就退休。

　　所以整体来说，退休制度上，的确是中共干部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有优势。但说句不好听的，中共高级干部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革命，是新中国成立的功臣。虽然中共批评“功臣思维”，但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客观情况。

　　你民主党派的干部，能和陈谈秋这样参与组建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革命三十年的干部相比吗？

　　魏红军倒是直接道：“我们的退休政策的确不能说是很完善，特别是在交接年份上。很多年龄到期的干部退休，都要过了明年的九大和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够正式退休。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退休，不应该成为明年的九大、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他们明年退休，那么他们的代表资格就随之取消，一下无用的工作就多了很多。”

　　“不过先不说这个。明年的九大和第二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之后，要退休的干部数量会增加不少。不过相比起我党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退休的比例更高。因为往上级别高的，像沈军如、陈述同他们都已经八十了，程前明年七十五，李继森明年是七十二。”

　　“再往下一些干部，包括参加这一次座谈会的干部。罗龙基、张博俊明年都是六十一、六十二，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在地方就更多这种情况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现在突然提出退休制度问题，‘党天下’只是借口，更多的是要延长退休年龄。”

　　退休制度，对于中共有影响，但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中共现在的问题反而是有级别的干部太多。

　　正因为上面的干部不退下来，结果历史上新中国很多干部在一个级别上，熬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某些省份的省长，如果不是出现政治问题，那么甚至可以在一个省当十几年的省长。最严重的是军队那边。有的人二十几岁就是连长，四十岁了还是连长。

　　因为战争年代出来了太多年轻干部。

　　他们长期占据位置不挪位置。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挪位置，而是中央大佬不挪位置，他们也没办法挪位置。越往上走本来职位就少，上面的干部还不退休，那么下面的干部怎么往上走。所以现在执行退休制度，对于整个中共干部的流动是非常好的事情。

　　有一个人退了，那么全国调整的干部就一大堆。

　　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不一样。

　　他们本身的人数有限。他们是靠着民国时期名气很大的民主人士撑着的。就像是影响力大、实力也比较强大的民盟，里面有多少民国时期的知名人士。

　　可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年纪都不小。

　　八大、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只不过当时刚刚通过退休制度，所以还没有真正波及到他们。但现在不一样。八大的时候，中共可是已经有干部开始退休。到了九大中共又会有一些干部退休。

　　但如果第二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如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跟中共一样退休，那么很多党派实力骤然就下降一半。民盟那边重要的人士，也就是民盟那些领导人，基本上都在这一次退休行列当中。

　　如果他们退休了，这些民主党派其实是后继无人的。

　　本来他们都快要认命了。因为现在的中共，比新中国成立时候更加强大。在全国百姓心目中，中共的地位更加稳固。相比起来民主党派的影响力是急速下降阶段。

　　他们又能如何。

　　可是谁知道苏联自己出了问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石破天惊，中国这边的民主党派也是如获至宝。本来他们是想要扩大“秘密报告”的社会影响力，但很显然中共早就有了准备。

　　根本没有用。

　　在高校虽然传播，但很多学生并不在意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们对于“秘密报告”的态度，就像是看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可以看出中共这几年在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有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在中国的影响力缩减很大。

　　所以他们选择统战部座谈会上利用“秘密报告”突然发难。书记处会议，是真正的党内会议。所以魏红军很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有些事情不需要拐弯抹角。

　　历史上苏联和东欧发生大事情，特别是“波匈事件”之后，有些人甚至直接表示世界局势已经变化，中共开始“进退失据”。这个时候需要加强进攻。

　　只要加强进攻，那么中共只能是不停地退让。

　　气焰很是嚣张。

　　现在虽然中国整体很是安稳，但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之下，东欧的情况是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波兹南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整个东欧现在情况都不好。

　　各种各样的团体出现，他们都开始公开活动，要求东欧政府做出改变。这对于中国这边很多人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有了“秘密报告”这样的大杀器，中共一定会让步。

　　“这不行。既然有了规定，该退休就退休。不管是因为什么，只要我们迫于压力，退让了一步，那么我们制定的退休政策就会彻底失败。以后再想要拿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组织部部长陈谈秋开口。

　　退休政策，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去改正完善。但不能突破他的底线。

　　董毕五点头同意道：“陈谈秋同志说的是对的。既然他们一直在说‘秘密报告’，那么他们更应该知道。为了避免发生苏共这种事情，那就更需要建立一套有序的退休制度。制定退休制度之后，更需要遵守规定。有些同志们应该知道，我已经给中央写了退休报告。”

　　董毕五明年就是七十一岁。

　　董毕五是一大党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七大就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党内资历、级别、地位都很高。“延安五老”虽然放在一起说，但当中董毕五和林波曲两个人在级别上比其他三个人高很多。

　　所以和一般干部不一样，董毕五在退休之前，是给中央打了报告的。

　　所以他更加不容许其他人破坏制度。

　　魏红军先让大家充分的讨论。等大家发表自己意见之后，魏红军道：“那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书记处拿出一份方案，交给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

992 总司令的选择

书记处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把书记处会议报告交给了常务委员会。

　　如果是平时这种事情书记处处理就可以。但现在涉及到“秘密报告”，中央也是比较重视。所以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相比起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次数多不少。一般的问题都是放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处理，也就是政治局常委解决。

　　因为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动静太大。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北京，还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工作都忙。如果老是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影响大家的工作。

　　主席看着统战部报告和书记处的报告，笑呵呵的道：“他们发发牢骚还是挺好的，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鞭策作用。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确确实实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那个张希若说的四句话很有道理。”

　　主席指出其中一个人的观点。

　　就是之前的教育部部长张希若。张希若是无党派人士，但是在教育界、文化界影响力不低。他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等。

　　新中国早期的教育宏图，特别是小学、中学的课程和学制方面，张希若的贡献是很大的。张希若也是目前中央最强力支持推动普通话的干部。

　　张希若批评最近党和政府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其实是批评1955年的政府工作出现了“冒进”问题。他总结了四句话，就是著名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

　　张希若的这几句话党内不少干部都很生气，倒是主席并没有生气。

　　道：“不过他说的话，也是不全面。好大喜功是不好，但我们革命党人根据实际情况的好大喜功难道不好吗？看看我们的钢铁产量，从1947年不到10万吨，1955年已经有了900多万吨粗钢产量。这种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新中国能够有现在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敢于‘好大喜功’。我比较喜欢好高骛远这句词，但做工作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至于说我们轻视过去，这话说得没错。从民国成立到新中国成立都三十好几年了，蒋委员长也搞了二十几年，结果就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铁。我们要是不看轻过去，不迷信将来，还能有什么盼头！早就抱着四万吨钢铁哭长城了。蒋委员长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如何不让我们轻视过去？历史是重要，要继承历史。但历史不能成为我们向前进步的包袱。”

　　“不过张希若是好人，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听取这些意见，及时改进我们的工作。去年的时候，魏红军同志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们，已经发现了农村问题上的‘冒进’现象。所以已经对于农村工作进行了巩固和调整。现在看来工业部门也有这种问题，需要巩固和调整，不能任由同志们急功近利。”

　　“而且张希若虽然说要重视历史，但他不是一个迂腐的人。在之前发展和保护历史文物座谈会上，他就认为文物重要，但也比不上发展重要。他是就事论事的，不像是陈明书那样是嘲讽我们的。”

　　张希若说的也是讽刺意味很足。

　　但主席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好人。

　　因为张希若参加新中国建设之后，那真是呕心沥血，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中国教育当中。他和那些民主人士又不一样，从来不会跟他们一样聚会，高谈阔论，想着自己一官半职问题。

　　他平时就是工作，回家，偶尔和陈述同有些来往。

　　仅此而已。

　　其他那些民主人士，都有各自的小圈子。小圈子大了就变成民主党派。他们平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互相交流自己的政治理想。要不然就抨击中共的一些政策，讨论如何组建联合政府。

　　但张希若本人不是什么民主党派，是完完全全的无党派人士。

　　而且他批评中央，甚至当年批评主席也不是第一次。从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始，他就一直是直言不讳。但主席一直对他很宽容，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为了工作，不带有任何的政治目的。

　　相比起来陈明书说的“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虽然看起来和张希若是大致上一样的话，但主席却非常不喜欢。因为他在座谈会的发言，是明显带有政治目的。

　　所以主席对于张希若和陈明书完全是两个态度。

　　主席看起来兴致很浓。

　　说了张希若和陈明书之后，继续道：“民革中央这些人也有问题。卢誉文，很好的一名同志。陈运同志，他的工作能力如何？”

　　“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只是当国务院副秘书长，有些浪费了。”

　　卢誉文是二十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出身。回国之后先是在各大高校担任老师、教授，抗战爆发之后开始在政府机构上班。接连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工矿调整处主任秘书，全国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粮政局长。1944年初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物资处长。都是负责国民政府的后勤工作。

　　在这些位置上，卢誉文从一名学者转变为一名政府官员。在混乱的国民政府后勤体系当中锻炼了自己。当初国民党想要和中共谈判，派出的代表就有卢誉文。

　　后来卢誉文留在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之后，先是担任政务院参事，后面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为他的学术背景，所以一直跟着陈运。陈运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对，就是他。此次座谈会他为我党解释了几句，没想到民革那边有人直接批评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看看这都把我党比喻成什么了。说我们是‘老虎’。我们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如老虎一样勇猛。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好的朋友。”

　　“卢誉文也只是为我党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被人如此恶劣批评。这种批评就是一种恐吓，恐吓和我党亲近的一些人，不让他们继续跟我党交往。也表现出他们在这一次座谈会上的目的不纯。”

　　主席语气有些无奈。

　　卢誉文说了什么吗？其实也就是解释了一下中共会议的情况。民革那边有人批评中共的会议“走形式”，是“形式主义”，不像是欧美国家的“议会会议”。

　　不过卢誉文不同意这一点。

　　卢誉文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每天争吵，议而不决，耽搁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会议效率也低。这才是以程序为名义的“形式主义”，这个完全不符合中国的情况。

　　中共党内，包括国务院这些行政部门开会，都是事先就要求通知会议议题，让大家提前准备好发言和文件。到了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正题。这样的结果决策速度快，会议当中废话少。但不能因为会议效率快，大家没有太多话，就说这是形式主义，没有讨论。

　　可是卢誉文为中共解释了这一句，直接让一些人大怒。指责卢誉文为了升官发财谄媚中共，说你已经爬到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宝座上还不满意，还想要继续往上爬。你这就是为虎作伥，就是谭体悟先生说的无耻之徒。

　　当时骂他的主要就是民革中央的一些人。

　　卢誉文不是张希若这种敢说敢骂的性格，他是一名学者型干部，所以一怒之下直接拂袖而去。

　　听着主席的话，大家都是点头。

　　政治上的目的太明显。

　　不过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但大家并没有太惊讶。

　　因为早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央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之前中央最担心的是会影响社会稳定，至于这些人突然发难，并不是太严重的事情。

　　主席对于座谈会的一些言论做了评价之后，道：“红军同志，你们书记处的意见呢？”

　　“书记处认为他们的不少建议还是有道理的，的确是指出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失误。但他们提出的建议问题很多，掺杂太多的政治上的目的。因此书记处的想法是，针对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改善，但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红军同志说的有道理。”

　　主席点头。

　　该听的意见要听，但开出的方子不一定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