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61章

　　在书记处会议上，魏红军提了郭迎秋的要求。

　　魏红军调查之后，实在是不能忽视这个事情。魏红军的良心不能忽视，同样党的历史也不能允许魏红军把这件事情忽略过去。

　　因为涉及到的干部实在是太多了。甚至有些干部根本不是“湖西肃托”的当事人，是后来才加入八路军参加革命的。但因为他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出来的，就会被调查。湖西不是小地方，从抗战时期开始从这里走出来的干部有几千人。而大部分人都受到“湖西肃托”的历史问题被调查，可以看出“湖西肃托”带给大家多么恶劣的影响。

　　而且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那么以后受到影响的干部数量还会增加。

　　当然魏红军考虑更多的是，党内“托派”数量远比魏红军想象的多。“湖西肃托”太有名，所以导致很多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这里。但其实其其他很多根据地，当年受到王铭、康盛“肃托”的影响，也划定了不少“托派”。只不过数量少，而且只是划定“托派”，没有跟肃反一样大规模杀人。所以影响力不大。但把这些人全都加起来，数量就非常惊人。

　　还有就是中国的“托派”，不少都是曾经党内领导人。

　　因此他们为了增加影响力，给不少党内干部写过信。结果只要和这些曾经的领导人有过联系的，也都被王铭、博谷他们认定为“托派”。

　　魏红军要为这些党内干部的历史负责。

　　而“湖西肃托”就是典型的事情。只有解决了“湖西肃托”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党内“托派”的问题。

　　陈谈秋作为组织部部长第一个发表看法。陈谈秋做了这么多年党务工作，这个事情一看资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不解决根本问题，中央发多少通知都解决不了事情。

　　而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二十年前山东分局做出的结论。

　　当时的山东分局书记就是郭宏韬。

　　在郭宏韬的领导之下，当时给“湖西肃托”定论的就是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刘举英少将。他几乎是把白子名的报告当成是调查报告，根本不去调查受害者的情况，很是敷衍给这个事情定论。乃至于山东分局来调查的干部表示：湖西搞了那么长时间的“肃托”，如抓不出几个“托派”，何以对得起湖西党，何以告湖西父老。

　　可以看出当时的结论是多么的荒唐。

　　或者说山东分局从开始就不认为白子名的“肃托”是错误的。要不是罗帅当时一力主张，山东分局说不定都不会有什么动作。因为当时湖西的严重情况，下面的干部一边报告给了115师罗帅，一边也报告给了山东分局。结果山东分局一直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还是罗帅强硬态度之下，山东分局的主要干部才会跟着罗帅一起来到湖西。

　　刘举英带着这样态度的山东分局调查干部，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也是问题严重。

　　当时虽然没有证据，但还是硬生生的在湖西弄出了七名“托派”成员。然后造成“湖西肃托”恶性发展的罪魁祸首之一王宏鸣，报告上认为其“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另一个罪魁祸首白子名，“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行政上撤销工作”。

　　但为了维持湖西抗日根据地的稳定，山东分局让白子名继续担任区委书记，对于“湖西肃托”的事情进行善后。白子名本来就是“湖西肃托”的主要推手，你让他善后，他如何善后？

　　然后对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同志，却看成“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党的忠贞人格”，要视不同情节，分别给以“永远开除出党”、“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

　　一直到后面中央询问，山东分局才撤销了白子明的区党委书记职务，派潘福生同志来湖西担任党委书记。结果潘福生在贯彻山东分局的处理意见时，对于“肃托”中屈打成招的干部，处分更加严重，而且打击面也很宽，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涉及到的干部。这些被处理的干部当中，光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就有十多人，“开除党籍”的上百人。有些干部甚至在“肃托”当中都坚持下来，结果听到山东分局的处分之后，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罗帅虽然制止了“湖西肃托”大规模杀人的事情，但却没有真正解决“湖西肃托”问题。如果说“湖西肃托”是从肉体上杀了湖西的党员干部，那么山东分局接下来的一系列做法是从精神上杀死了湖西的党员干部。多少优秀的党员干部先是在肉体上受到打击，然后是精神上受到打击，最后自己结束了生命。

　　后来反思“湖西肃托”的时候，那么多的干部，只有罗帅一个人检讨错误。因为涉及到“湖西肃托”的王宏明是老红军，曾经是罗帅的警卫员。罗帅不仅检讨自己看错了干部，也检讨自己反应太慢，造成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严重的损失。

　　但山东分局的那些干部呢？

　　都玩消失。

　　没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山东分局的责任有多大。虽然迫于压力也做了检讨，但都是讲其他原因，不说自己的错误。

　　当然湖西的干部也没有坐以待毙。

　　很多人开始给中央，给山东分局写信，要求改变这样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一直到七大会议的时候，才在中央的过问之下，给出了新的结论。以及罗帅统管山东军政事务之后，改正了之前山东分局的很多处分。

　　不过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

　　因为中央的结论依旧是基于山东分局对于“湖西肃托”的定性来的。那就是肃托”是正确的，扩大化是错误的。所以陈谈秋的意思很简单。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推翻山东分局当年的结论。

　　“陈谈秋同志，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书记处组织调查组，重新调查当年的‘湖西肃托’问题。主要是调查当初‘托派’的问题。湖西抗日根据地是怎么出现的‘托派’，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托派’。当初山东分局确定的七个‘托派’，到底是不是真的‘托派’？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后面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陈谈秋倒是不怕翻历史旧账。

　　特别是“湖西肃托”的问题，牵扯不到什么重要干部。关于红军时期的肃反问题、抗战时期的一些事情，七大和八大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大部分结论。那就是历史上肃反扩大化和抗战时期的一些问题扩大化是错误的。只不过中央为了避免陷入内部纷争，所以对于历史事件只是做出了整体的结论，一些具体问题中央没来得及做出完整的结论。

　　说白了战争年代很多事情涉及到路线问题。这不是一两个干部的问题，而是整个政策路线的事情，所以不能深究。对于一些错误进行平反和改正，但不去追究具体责任人。

　　这是中央目前对于历史事件的基调。

　　因此陈谈秋倒是不害怕。

　　既然郭迎秋都已经找到书记处了。那么该解决还是要给人家解决。

　　“谭振林同志，你怎么想？”

　　陈谈秋说完之后，魏红军看向了谭振林。

　　“我支持陈谈秋同志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什么，派人去查一查。我虽然当时不在山东，但对于‘湖西肃托’的事情也是听过的。什么狗屁‘托洛茨基组织’，我们党内有几个人听过‘托洛茨基’的名字，谁看过‘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我TM就是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托洛茨基路线’，二十年前我党就已经有那么多的‘托派’？这不是乱弹琴。”

　　谭振林说这个就生气。

　　他NN的。

　　一群书生去苏联读几本书回来，在红军时期搞各种“肃反”。抗战的时候，还搞什么“肃托”？要不是纪律管着，谭振林恨不得把某些人都给突突了。

　　谭振林对于所谓“托派”是嗤之以鼻的。

　　啥玩意。

　　别说是抗战时期，就算是现在党内有几个人知道“托洛茨基路线”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之前“肃托”对象就是“托洛茨基派”，但“托洛茨基”具体讲了什么，观点是什么，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有几个人知道。只有那些研究理论的党内理论家才能够搞得清楚什么是“托洛茨基路线”。

　　或许换句话说，要不是党内“肃托”，大家根本没听过“托洛茨基”这个名字。

　　还整出“托洛茨基组织”？

　　开啥玩笑。

　　你要说红军时期肃反运动，那最起码还有根据。肃清反革命，当时的确是有国民党特务在红军内部。但你要是说党内有什么成组织的“托洛茨基派”，他怎么可能相信。

　　谭振林是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所以脏话也是随口就来。

　　“赵震生同志，你的意见呢？”

　　上面一个是代表组织部，一个是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

　　现在魏红军想听听政法委的意见。

　　“该查。”

　　赵震生点头。

　　道：“魏书记，关于‘湖西肃托’受到影响的干部名单，我仔细看了看。里面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人。这么多干部都受到影响，影响力很大。我们各级党委的组织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查清楚不行，但一遍遍的调查，既浪费组织部的人力物力，对于我们的同志也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其他同志们的看法呢？”

　　几个涉及到的部委领导都支持，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魏红军点头道：“那就这么定了。我的意见是组织部牵头，监察委员会、政法委、总政、信访局几个单位出干部组成调查组。陈谈秋同志，你看让谁来当这个调查组组长。”

　　“马明芳同志。”

　　“行。”

　　魏红军点头。

　　马明芳也是陕北革命出来的干部，多年的组织部副部长，在组织部内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其他部门呢？”

　　“王从武同志。”

　　谭振林先开口。

　　曾经的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现在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王从武。这一次要不是罗启容上调中央先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那么这个位置本来是王从武的。

　　“王金祥同志。”

　　赵震生提出了公安部副部长王金祥。

　　谭正开口道：“刘志建同志。”

　　魏红军看向了夏侯文这边，夏侯文道：“这是我们信访局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事情，我来。”

　　“好。”

　　魏红军点头，道：“那就马明芳同志担任组长，其他人当副组长。尽快抽调干部组建调查组，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好好调查清楚。”

　　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把会议报告交给了主席。

　　重启这种调查，书记处可以带头，但也必须要得到主席他们的支持。

　　主席翻看会议纪要。

　　看到谭振林这边的时候，笑着道：“谭老板这脾气依旧没改。”

　　都看完了之后，主席道：“书记处的意见我懂了。我们党有没有‘托派’，当然是有的。但我党的‘托派’是陈独秀、刘仁静他们。我们一般的党员哪里懂什么是‘托派’。要我说‘肃托’的那些干部，更像是‘托派’。抗战期间各地都发生过一定的‘肃托’事件，就属‘湖西肃托’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这个问题书记处要总负责，让组织部、信访局牵头处理。不要深究发生的原因和具体的干部，主要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一个政治上的结论。”

　　要说“反对托洛茨基”，主席以前也有过支持。但过了这么多年，现在主席对于“托派”也有了更深的想法。

　　能够搞“托派”的，本身都是有足够理论功底的人。就像是陈独秀、刘仁静，以及那些苏联留学归来的，他们才有可能成为“托派”。因为他们才能够理解“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

　　你要说土八路的那些党员干部有“托派组织”，主席是不相信的。

　　当年要在中国肃清“托派”的王铭、康盛他们哪一个不是苏联归来的。比所谓的“托派”还要激进。他们批评“托派”是“左倾”，但他们做的事情更加“左倾”。

　　魏红军道：“主席，关于我国的‘托派’问题，中央是不是应该给出一个结论，正式结束我党多年的‘托派’问题的争论。说句实话我在抗战的时候，只听说过‘托洛茨基’，连他是干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是这种懵懂情况，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托洛茨基路线’。”

　　“有些干部从苏联归来，看到苏联正在‘肃托’，就要在我党也进行‘肃托’。托洛茨基是曾经的苏共、苏联红军领导人，所以在苏联内部有很多人支持他是肯定的。但我党不管是党内还是军队，干部基本上对于‘托洛茨基’完全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我党内部进行‘肃托’，效果并不好。反而很多根据地因为‘肃托’，影响了根据地的安稳和发展。”

　　“我来之前专门翻了一些旧档案。发现抗战时期因为‘肃托’，被打成‘托派’的干部不少。只不过没有‘湖西肃托’那么严重，但他们的情况不比湖西干部好。因为他们身上是实实在在的有‘托派’的帽子。主席，这样的干部看起来不多，但其实数量惊人，党内牵涉‘托派’问题的干部足足有上万人。光是解决一个‘湖西肃托’问题是没有用的。”

　　“这个事情还是需要主席，需要中央出面做出一个结论。所以我认为主席应该对于我党的‘托派’历史问题做一个梳理，把来龙去脉写清楚，最后正式做一个结论。”

　　主席微微点头。

　　随着九大成功召开，主席开始更多的考虑历史、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共产主义理论这些事情。历史上的有些问题，该给出一个结论，应该拿出一个结论。

　　党内“托派”的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时过境迁，主席回忆起来大致上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党内是有“托派”的，但却不是历史上党内“肃托”的那些干部。历史上党内“肃托”，被扣上“托派”帽子的干部，基本上不是真正的“托派”。

　　就算有一两个真正的“托派”，时间过去这么久，也不用抓着不放。

　　这是主席现在的想法。

　　所以主席想了好一会之后，道：“你给陈波达同志带句话。等这一次‘湖西肃托’事件调查清楚之后，让他写一份关于‘托派问题’的报告。书记处先进行审核，然后交给我。等我修改之后，送到政治局，这个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历史结论。”

　　处理了这些事情之后，魏红军还要忙着1957年的建国九周年准备。

　　虽然没有大肆举办，但该有的还是要有的。包括中央领导要讲话，讲话稿都需要书记处先审核一下。 在魏红军忙着五一国庆节的时候，戴高乐那边也正式给出了答复。

　　戴高乐一行要在1957年5月8日访华。

1016 接待戴高乐

中国和戴高乐终于达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