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71章

作者:随遇而安

  “对。当我们要提拔某位干部的时候,在干部所在单位,以及他原单位进行公示。不单单是公示名字和任命,还要有历史介绍。在公示期内,大家都可以对于干部任命提出异议。如果提出的问题的确存在,那么就取消干部任命。如果公示期内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出现,就正式通过任命。”

  陈谈秋仔细思考魏红军的话。

  还真是一个干部提拔任命当中的民主建设,监督建设的好办法。

  陈谈秋忍不住再次看了魏红军。魏红军是党内一个传奇,不仅战争年代是一个传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务院也是一个传奇。

  农村建设,石油战线,农垦建设,轻工业建设,不管是主抓哪方面工作都成绩斐然。

  现在开始主抓书记处工作,在党的建设,干部培养问题上,也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明明没有主抓过组织部工作,但却有很完整的一套想法。

  魏红军的一番建议给了陈谈秋很大的启发。

  陈谈秋只能是感叹,难怪魏红军能够走到现在的位置。邓志辉,周彬这些老干部也和魏红军关系好。

  陈谈秋想了想道:“你这个想法很有可行性。不过具体要如何操作,我需要和组织部同志们讨论一下。”

  “我的意思是,先找一些地方试验一下。从县里干部任命开始做试验,然后在机关单位,以及各个工厂试验。如果效果好就总结经验,得到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

  “好。”

  陈谈秋点头答应。

  和陈谈秋结束了谈话之后,陈谈秋立马开始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先是和团中央联系,和团中央一起商量党团员的发展问题。

  陈谈秋支持魏红军的想法,党团员包括党团积极分子,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

  团中央的工作,就应该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共青团员应该成为党员的后备人员。

  既然如此,团员的发展就不能太过于盲目。不能只注重团员数量,随意的大规模发展团员。应该要让团员成为青年代表。只有青年积极分子才能够加入共青团,让青年团真正的成为青年的代表和榜样,自己组织者。

  党组织和团组织在青年当中要一起存在,他们要共同发展,也要有所不同。

  如何协调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关系,如何让团组织给党组织输送更优质的党员,就需要组织部和团中央做好工作。

  魏红军也是几次参加了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席会议。

  魏红军强调,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团组织,都必须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要有代表性。

  组织部和团中央,必须要更加明确的制定党员和团员要遵守的纪律。

  组织部和团中央必须要时刻监督党员和团员的个人纪律问题。如果总是违反纪律,那就是不合格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和团组织都有权要求这名党员团员退出组织。

  当然魏红军说的都是大方针,大方向,具体的事情要交给组织部和团中央拿出详细方案。

  除了这个事情,陈谈秋开始正式制定干部条例。

  主要是制定干部选拔年限问题。为了防止动不动就出现越级提拔的现象,组织部明确制定每个级别必须工作的年限。

  当然这个又和目前行政级别和实际职位级别发生一些矛盾。有些人行政级别低,但实际职务高。有的人行政级别高,但实际职务却低。所以这个也需要组织部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这个是大事情,需要在中央委员会通过。

  然后是关于干部公示期的问题。

  陈谈秋是选择是,先从辽宁和河北,还有湖北,四川,江苏五个省份,每个省份拿出一个县进行试验。

  在魏红军的推动之下,组织部这边动作很大。不过魏红军是主持书记处工作,不会只是处理组织部的问题。

  魏红军正在和宣传部的干部谈话。

  “魏书记,这是很多报社的意思。他们认为现在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采访越来越困难。甚至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的领导都排斥记者的采访,让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展开。”

  “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是如此,很多工厂对于记者也是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不进不配合,还会拒绝记者进入工厂。”

  邓合给魏红军汇报目前报社的困境。

  魏红军翻看这些报社的告状信。

  他们都批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还有大小工厂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不把记者的采访权当成一回事情。

  不仅拒绝记者的采访,也不回答记者的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甚至不让记者进入。现在报社很多文章都是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自己的宣传机构写文章,然后送到报社的。

  这让很多报社非常不满意。要求宣传部为他们做主。

  目前全国报社的领导,很多都是很厉害的人物。要么是民国时期就已经鼎鼎大名的办报人,要么就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

  不少人曾经都是各个根据地宣传领域的负责人。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们可不愿意成为一个传声筒,只是转载政府文章。他们希望自己的记者实际采访一些问题。

  “宣传部的意思是?”

  “我们的很多部门应该要有和报社沟通的机制。现在很多部门都不愿意接待记者,认为他们过来就是为了找麻烦。可是这是在剥夺报社的监督权,也是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邓合开口。

  报社的事情要解决。要是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跟报社之间继续对峙下去,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过宣传部虽然权力不小,但这个问题光是靠着宣传部是无法解决。毕竟那么多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哪里是宣传部能够解决的。

  魏红军点头道:“这个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种问题的出现,双方都有问题。”

  “先说说我们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成绩越好,越是受不得一点点的批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干部,要敢于接受批评。而且我们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就算是受到了批评,也不是说干部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有些问题出现受到一些批评是正常的事情。我们党和政府,不能一听到批评就大惊小怪。我们的领导更不能看到批评,就认为下面的干部做错了事情。我们不仅要勇敢的接受批评,而且要习以为常。”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做工作。这是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的问题。”

  “不过报社记者也有问题。这方面我也接到过一些反映信。很多干部认为有些报社记者吹毛求疵,故意跟我们的干部打嘴仗,然后报道夸张。”

  “报社很多记者喜欢哗众取宠,故意把小事情说的严重,夸大事实,导致很多干部害怕和记者见面,这都是有的。这是报社记者的一些问题。”

  “记者报道就要实事求是,不能故意夸张,搞对立。宣传部在这方面需要制定一些规矩。对于一些虚假的报道,一些夸张的报道,要惩戒当事记者。”

  段成伟听到魏红军的话,开口道:“魏书记,双方都有问题,我们宣传部也承认。但双方之间必须要沟通,要不然宣传部的工作就做不下去。”

  魏红军道:“报社不是说,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不给他们采访的机会吗?那就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们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是十天,也可以是半个月,或者说二十天,举办一次记者招待会。每个部门都可以派人出席,接受记者同志们的询问。”

  “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的方式,会出现一些沟通不畅的事情。比如说记者提问的问题,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无法回答。有可能是我们的干部不关注,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那么双方可以在招待会之前做好沟通。记者可以提交会有哪方面的提问,给出大致范围,让我们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做好准备。如果这样之后还出现问题,那就是我们干部能力问题。”

  “我们一些重要部委,应该有自己的发言人。做专门接待记者的准备。”

  邓合点点头。

  既然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不愿意接待记者,那就公开接待。

  大家有什么问题,公开接待的时候提问。

  以前我党也不是没有组织过这种记者招待会,只不过没有形成一个制度而已。只有出现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组织这种招待会。

  现在魏红军的意思是,可以形成制度性,常规性的记者招待会。增加党和政府跟记者之间的联系。

  “魏书记,我觉得这个办法好。”

  “我也赞成。”

  宣传部的干部都是赞成。

  魏红军道:“这个宣传部和报社也商量一下,然后拿出一份具体方案,在书记处讨论。想要让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配合,最终还是需要政治局的批准。”

  “是。”

  魏红军是不浪费一分一秒,处理党建工作,党的宣传工作。

  其他人也是一样。

  1957年9月24日,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始。

  修养同志作为此次人大会议主席团团长,人大委员长主持会议。

1024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311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汇集在北京。

  会议气氛非常好。

  从1948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始,新中国是一年一变。包括“剪刀差”比较严重的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肉眼可见的。

  交通设施、良田建设、水利发展、粮食产量、大小牲畜、健康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短短不到十年之内农村出现的变化超过以往一千年。当然为了完成这些,农村人民群众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常说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吃了三辈子的苦,的确是如此。

  他们农忙季节要耕地种地,农闲的时候参与打造良田、铺桥修路、参与水利建设,闲暇时间还要参加学习。要扫盲,还要学习现代卫生知识。

  可以说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庞大的劳动力组织好了之后,能够做成的事情非常多。人民群众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无限的。当然你凭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民群众如此努力,如此积极的参与进来,绝对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

  宣传、组织是一项非常繁琐、艰难的工作。新中国能够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产劳动,除了看得到的物质变化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

  合作社会议,审核合作社账目等等,都是在培养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以前他们是旧社会的牛马,到了新社会要成为人,要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新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如果仔细研究其实就是在给这些人民群众灌输到了新中国要当家做主。

  虽然很多人民群众不是很清楚这些,短时间之内也不明白什么是当家做主。但能够让原来的文盲,被人欺负、生死不由自己的贫雇农有机会参与合作社事社务,可以参与农村发展的大事情当中,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在精神层面的颠覆更大。

  歌里面唱着“翻身做主人”,后来人是感受不到具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生活在新中国,是感受不到一辈子给人做牛做马,受人欺负,生死都不由自己的人突然之间也能够参加农村事务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但经历过旧社会的广大的农民是真真切切感受得到的。

  以前是地主富农的雇农,为了活着什么都要忍受。但现在是可以参加合作社事务,甚至可以代表合作社去乡镇、县里开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在思想上会给人巨大的冲击。

  这就是精神方面的变化。

  新中国能够调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能够让那么多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当中,和这种政治上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更不用说中央决定提高工资之后,同时提高了统购统销的粮油价格。而且随着城市工资的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会随之进行一些调整。这样城市多出来的资金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会通过统购统销的粮油,以及农副产品市场流入了农村,提高农村合作社的收入。

  城市农村的“剪刀差”依旧存在,但中央也在努力减少这种“剪刀差”。

  为了减少“剪刀差”,为了支持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央在降低农村常用工业品的价格。因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农村常用工业品的成本在下降。这种成本的下降有中国重工业发展之后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也有工厂效率的提高。

  一来一回之间,农村生活水平在慢慢的提升。

  整个国家目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一片喜气洋洋。当然发展快,问题也多,代表带来的提案也多。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选举了此次人大主席团。

  总共97人的主席团。

  主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握会议进程,审核人大代表们的提案,审核选举时候的候选人名单等等。

  然后是选举修养同志、陈运、聂帅、陈谈秋、彭珍、赵震生、乌兰福、廖诚志、李四光、李竹尘、蔡场、李大璋、李范五、许广平、黎锦熙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主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