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44章

“苏联人口不到两亿，但我国人口有六亿五千万。苏联的工业人口集中在重工业上，也特别强调重工业为先的战略。但我国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有足够的人口发展轻工业和农业。”

“十月革命之前的白俄虽然经济落后，但已经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但我国在近代是落后的农业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因此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可以看出我国和苏联在革命成功之前政治经济基础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苏联结合他们的历史和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结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我国的历史，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是有不少区别的。”

“今年是我国建国13个年头，这十来年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也有了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就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直到九大的时候正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阶段论’。我国也明确现阶段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指导。”

“所以主席要求我们写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之前我已经给大家送过去我写的‘大纲’。大家都是理论大家，经济学家，要一起参与我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当中。我写的大纲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会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写出能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魏红军这段时间一直在根据中苏两国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弄出了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但魏红军毕竟不是完全搞理论的，而且魏红军的工作很忙。不可能一本书都要魏红军亲自编写。

所以必须要组织笔杆子，参与具体的编写。魏红军要做的就是制定整体脉络然后进行最后的审核和整改。

魏红军的“大纲”，前面的部分其实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大家都是马列主义一脉相承的，整体布局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就像是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绝对不能错过的重要书籍“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写作脉络。

第一部分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期准备过程。

第二部分主要理论来源是“资本论”，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部分内容基本遵循“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依次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运用大量史料和数据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第三部分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的生产关系。该部分考察了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本性，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命运。

整部书对于苏联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了全面总结和深入考察。不但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方法，而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而后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

“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的内容进行精炼。从商品及其属性的分析拓展到货币的本质及职能，进而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从逻辑主线上看，主要内容围绕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更多的部分是，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所以编入了大量斯大林同志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这部分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放在中国就是解析新民民主义经济特点。

第二部分考察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该部分内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按劳分配等，最后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

第三部分介绍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涉及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但并未提及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

而魏红军也学习这一点。前面没什么大的变化，都是要引用马列主义的重要典籍，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外问题，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经济危机。要证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同时魏红军希望在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当中，编入帝国主义新的发展模式。因为列宁当年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有些方面已经不适合用在目前的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魏红军希望在书里面增加对于目前帝国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调整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产生的影响。同时也预测“资本和国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方面的发展问题。

而且魏红军更支持主席的观点。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价值规律，实行了计划经济。

但主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引起的。魏红军也支持主席的观点。

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害怕的事情，但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害怕的事情。

然后是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情况。苏联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写的，而中国当然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写。

但魏红军进行拓展。一个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经济形势。

一个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阶段应该是什么样的经济形势。

未来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很多都是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要如何发展，这里面会有答案。

这后面会有更多不同的东西。因为后面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讨论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生产，交换，分配。再扩大的话就是讨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效率等等。

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理论，从苏共二十大和中国正式在九大确立“社会主义阶段论”之后，就开始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方向。

这个开始表现不明显。但当中国要正式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立马就体现出来。

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古准开口道:

“魏书记，我读过您写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企业自主权’这篇文章。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有一致性，也有区别性。

这方面应该具体研究，加以区别。只有更加明确严格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区别，才能够从更高的层面定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策。”

古准解放战争时期是山东财政厅长接收上海之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局财政部副部长。

古准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更是新中国著名的税务领域的专家。当年整顿华东地区税务情况，成绩斐然。

而且古准还是中国会计行业的重量级人物。他这些年写了很多会计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体的经济核算，制定了很多开创性的规定。

魏红军道:“宏观调控是目前我国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是计划经济。如何更加明确的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薛木桥开口道:“我国工农商经济基础薄弱的时候，为了加快建设，计划经济会比较严格。因为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发展我们的工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的产品种类增加，分工越来越细，严格的计划经济越来越不适应发展。这个时候国家计划经济就要采取‘抓大放小’

因为国家经济活动太复杂，无法完全计划。这就是魏书记说的‘宏观调控’

薛木桥早年一直是最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有效的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

因此新中国早期他最积极和苏联学习计划经济。

不过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多年，亲自参与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制定之后，慢慢的改变了一些想法。

计划经济要搞，但不能太死板，太严格。其实二五计划已经不知道调整了多少次，实在是因为社会发展变量太多，无法做到严格的计划。

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之后，计划更是赶不上变化。所以薛木桥也开始转变自己的看法。

薛木桥继续道:“古准同志的提议非常好。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更加准确的理解计划经济，而不是形而上的，古板的，僵硬的理解计划经济。我们要在实践当中发展计划经济，而不是笼统的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不变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只能是跟着计划走。

“‘李德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同样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也应该继承苏联计划经济，同时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计划经济。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计划经济，发展计划经济，让计划经济更加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魏红军微微点头。

薛木桥这番话说到了魏红军的心里去。不武断的否定计划经济，同样不能机械的，僵硬的坚持计划经济。而是要不断的发展和调整计划经济，让他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魏红军道:“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万能灵药，但也不是某些西方国家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我们必须要继续发扬计划经济的优势，克服计划经济出现的问题。薛木桥同志，关于计划经济，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的自由市场方面，你要多考虑。”

“好。”

魏红军看向了古准，道:“古准同志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本书我拜读过，里面很多观点让我也是大受启发。

“魏书记，我后来重新考虑过，发现那本书写的也有很多问题。”

“古准同志，你谦虚了。你的那本书对于价值规律的讨论很有启发性。这一次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也谈了价值规律但并没有继续往深里研究。”

“但我们不能不往深里研究。因为只要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产品就要交换，流通，商品经济就会存在，价值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因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我们不得不继续研究。

古准是一个脾气比较倔的干部。

当年关于税收问题，他和财政部的观点不一致。甚至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想法也不一致。他直接公开批评当时国务院财政领域的一些领导，喜欢搞运动式收税，而不是按照规定收税。

当时这个事情闹得很厉害，古准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好在中央当年推行经济核算制度，需要大量的会计人才。所以古准虽然被免了华东局财政部副部长和上海财政局局长职务，但还是调到北京负责组建中央财经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央财经大学。

后面中央政策开始稳定，需要更加稳定的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所以古准就调到财政部担任税收总局副局长，制定中国税收政策。

“魏书记，我写‘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所以当时我主要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来分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但这些年我国除了这两种所有制之外，还有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的存在。而且随着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和县乡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复杂，价值规律也变得更加重要。”

“可是一旦往深里研究价值规律，是无法避免要研究自由市场的价格，价值规律。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比较深。”

古准是头铁的干部，但也不是傻子。

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为什么苏联没有往深里研究。一个是苏联以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慢慢的淘汰商品经济，淘汰价值规律。

另外一个是，如果把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继续研究下去，那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所以苏联那些经济学家才不会继续研究这方面。

现在中国要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想要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那么就避不开研究自由市场的商品经济发展规律。

魏红军点头道:“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忌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引入进来。如果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我们完全可以批判性的使用。

国家统计局局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叶方开口道:“魏书记，政治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取舍问题。苏联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认为，效率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物质方面的刺激’

孙叶方作为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和主席接触比较多。主席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唯物质奖励的方式。

所以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肯定不能和苏联一样这么写。魏红军道:

“这个问题我在我科学工作委员会上，和薄树春同志他们谈过。主席也说过，光是靠着‘物质方面的刺激’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我们要走‘尚贤’的路子，也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奖励，一条腿是精神奖励。苏联只关注物质奖励，虽然也有精神奖励，但却忽视整体的政治教育。

“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两条腿都要有力量。物质奖励有必要，但更多的是要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目前有些工厂的情况是，厂领导指挥工人生产。有些工人感受不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认为工厂是厂领导的，所以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不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教育出现问题，以及我们的工厂管理出现问题。最近鞍钢提出了一种新的工厂管理方案，就是为了改变苏联一长制的‘马钢管理制度’。

“这方面我们需要去鞍钢，还有其他工厂调查更多情况。”

接下来大家讨论的方面很多。包括社会主义货币政策，储蓄，保险，贷款等方面的问题。

有些东西魏红军给他们解释，阐述自己的想法。有些方面魏红军接受他们的意见，改变自己的大纲。

1099第一次主持政治局会

议

1961年1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之前的准备工作，本来就是书记处负责，主要是中央办公厅负责。给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通报会议议程，还有会议要讨论的议题，让大家都有准备的参加会议。

政治局会议突然讨论某个议题也是有的，但比较少。一般都是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所以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日常的政治局会议是很少突然增加某个议题。因为主席一向是不喜欢会议当中搞突然袭击。党内大佬也是不愿意有人在重要会议上突然袭击，让人下不来台。

本来整个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很平常可是等开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主持这一次会议的是魏红军。在中央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也是有的。

就像是修养同志，总理他们都主持过政治局会议。但他们主持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都是主席因为有事情无法参加会议这种时候主席就会委托他们主持会议。

又或者是一些全国性会议，虽然主席参加，但因为这是某个中央领导分管的工作。这种会议主席就会让这位中央领导主持会议。

就像是194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席虽然参加，但会议是修养同志主持的。因为当时负责全国土改工作的就是修养同志。

可是像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还参加会议的情况之下，主持会议的是另外一名中央领导，魏红军还是第一个。

主席把自己当成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坐在一边抽烟，让魏红军全程主持会议。

大家都是聪明人，明白这个意味着什么。魏红军这些年上升势头非常明显，主席也越来越重视魏红军的意见，所以大家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现在大家更直接的感受到主席的想法。

这种情况之下有人欢喜有人愁。

很多人都开始考虑未来的情况。当然很多人也开始想，再有一个多月就是九届五中会议。在九届五中会议之前，主席突然让魏红军代表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主席让魏红军代表自己主持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其实就是释放给大家一个信号。

等大家有了心理准备之后，主席会和大家单独谈话，希望大家支持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