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46章

邓希贤和李福春都支持这份报告，陈运也是站出来支持。

陈运是财经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希贤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财经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李福春掌管中国重工业发展十来年时间。他们三个人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很重。

魏红军看向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先年道:“李先年同志，计划委员会制定三五计划，你的意见呢?”

“西南省份目前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计划委员会肯定全力支持中央的决定。我们会根据中央的决定，调整三五计划。”

李先年说的很是滑头。

是支持，但也不是直接的支持。魏红军随后看了总理。

中央几个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伍豪同志这个国务院总理的确是从这些部委具体工作中抽身。

但不是说总理就真的不再管事。就像是为了原子弹计划成立的中央专委，此次中央机关单位精简工作，都是需要总理披挂上阵。

总理点头道:“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九大主席政治报告就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容，这也是我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承诺。但如何‘共同富裕’，总不能是富裕省份养着贫穷身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南省份需要有自己发己展的工业。

负责经济的中央主要领导都赞成高刚他们的报告，实在是因为这份报告真的很出色。

把西南省份未来发展的蓝图给规划出来。相比起来，历史上中央是比较匆忙的决定三线建设，在西南省份建设上浪费不少。有些工厂开工一半才发现不合适，只能是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建设。

现在有了如此清晰的发展规划，不知道会省下多少资金，会少走多少弯路。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这份报告就正式通过。陈运同志，邓希贤同志，李福春同志，李先年同志，财经工作委员会和高刚同志、四川，云南，贵州三个省份的同志们一起讨论，拿出更加具体的计划。

等政治局审核通过之后，三五计划按照这个方案进行整改。

两个议题过了。

魏红军继续道:“现在进入第三个议题。是谭振林同志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交的报告。谭振林同志认为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力量不足，想要增加监察委员会干部力量。”

“谭振林同志，你先说一下你的想法。

谭振林道:“中央监察委员会目前有四名副书记，但罗启荣同志开始负责中南半岛的事情之后，工作变得很繁忙。”

“叶剑营同志，在军中兼职太多。特别是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平时要处理的工作很多。”

“钱英同志主要负责监察部工作，以处理触犯律法的干部为主，贪污受贿是主要工作。”

“但除了触犯律法的干部，我们监察委员会更多的工作是党风党纪的监察。现在党内监察工作非常繁重，监察委员会人员不足。所以我代表监察委员会，希望增加两名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其中一人为军队干部。”

谭振林这个要求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罗启荣是在广东做了大贡献才来到中央的。不仅仅是因为广东经济这些年大发展，更是因为罗启荣在广东的剿匪，土改，打击地方主义都做的非常出色。所以罗启荣虽然只是广东省委书记，但从广东调到中央的时候，威势直追当年地方中央局主要干部上调中央。

九大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只是权宜之计。而且随着广东成绩越来越好，罗启荣在中央的分量越来越重。十大到来，罗启荣很难继续留在监察委员会。

叶帅也是一样的情况。之前他担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所以担任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但现在叶帅在军内兼职太多，特别是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太多，根本顾不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违反党风党纪，乃至于触犯国法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多，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所以谭振林才希望增加一些干部配合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表示理解。也都同意监察委员会增加副书记。

所以魏红军道:“谭振林同志，大家都同意监察委员会增加两名副书记名额。

马上就是九届五中会议，到时候就在会议上选举两名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你回去之后，先拟定一份副书记候选名单交上来。

政治局审核之后，在九届五中会议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个议题都结束，主席都没有说多少话。所以魏红军道:“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1100九届五中会议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但很多人已经明白，从七大开始到现在16年时间，中央的局势开始明明化。

七大的时候，修养同志虽然在书记处书记当中排名第四，但主席不在的时候一直是修养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是实实在在的二把手。

但随着后面土改问题和全国农村工作上频频受挫，后来更是在城市工作和工会工作上也受到挫折和批评。可以说高刚在解放初一顿王八拳，对于修养同志的威望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要不是高刚的一顿王八拳，修养同志在中央也不至于那么快丢失很多方面的发言权。包括在党务工作上，高刚在负责书记处那段时间，明目张胆的排斥修养同志在党务工作上的发言权。书记处通过什么决议，根本不通过修养同志。

后面魏红军接手书记处的时候，书记处基本已经看不到多少修养同志的影响力。可以想象高刚在书记处的时候是多么的强势，连彭珍都只能是离开书记处，去负责人大工作。

而这个时候魏红军却是脱颖而出。魏红军七大的时候时还是政坛新秀，是一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入选，也才刚刚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的年轻干部。而现在不少政治局领导，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地方中央局重要干部。

可是就这样七大时候的政坛新秀，经过16年的时间，已经被主席选中，成为了接班人。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主席也开始频繁的和一些中央领导交流意见，表达九届五中会议想让魏红军代表自己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主席希望九届五中会议可以平稳的度过。

很多中央领导和主席交流之后，对于主席的想法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大惊小怪。因为这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实在是因为魏红军身上光环闪闪。不说解放之前战争年代的成绩，解放之后魏红军不管是负责哪项工作，都能够完成的非常好。

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让国内所有熟悉还是不熟悉，包括那些没有和魏红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真正认识了魏红军。

其他能源工业，轻工业，农村工作这十来年发展都非常出色。甚至很多次顶着压力拍板的事情，几年之后都证明了魏红军的正确。

光是大家熟知的“先海南后大陆”的橡胶战略，石油战线上的“石油小会战”，良种培育当中走了和苏联不同的道路，都取得了丰顺的成果。

以及几次对于国际战略，苏联外交等方面的判断，都让中国可以从容的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

当然几次中央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魏红军都能够及时的解决，而不把矛盾扩大化。

从这几年主席每每委托魏红军，代表主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明白主席的心思，看到了这个趋势。

或者说九大会议上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被党内接受的时候，不少人已经明白会有这一天。

毕竟九大之后全国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来制定的。如果魏红军不接班，九大通过的

“社会主义阶段论”要怎么处理?

大家稍微惊讶的是，主席这么快就决定让魏红军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但主席都这么决定了，也没有几个人反对主席的想魏红军接班虽然不能说已经是党内共识，但也差不多。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会直接表示出来。

魏红军这个时候也忙。一个是继续统筹1961年的赈灾工作。魏红军知道只要熬过了1961年，那么这一次全国性的大旱灾算是挺过去了。

l962年虽然也有旱灾，但相比起前面三年好了很多，粮食产量可以恢复不少。而且只要过了这三年，后面中国就不会碰到这种连续几年的全国性灾害。

但越是这个时候魏红军越重视。魏红军带兵打仗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最后时刻松懈。因为这样很容易功亏一篑。

赈灾工作也是一样。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别到了最后时刻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是筹备九届五中会议。在会议之前主席和这一次会议各个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也是交流了意见。这些小组组长和副组长，一般都是地方党政领导。

主席不能让这些地方领导没有任何准备，突然宣布魏红军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利用会议之前的时间，和这些地方党政领导表达自己的想法。

1961年1月27日，九届五中会议正式召开。

这一次会议虽然只召开了13天，但各种调整还是不少的。在很多人看来九届五中会议就是为十大做准备。

魏红军第一个上台，代表政治局作报告，谈了政治局这一年的工作。其中魏红军重点谈了1960年的赈灾工作，以及谈了1961年的赈灾准备。

关于全国灾害情况，魏红军也没有任何的隐瞒，详细的给大家介绍。l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3900亿斤，比1958年减产1200亿斤以上。

可以说1959年和1960年，对于全国农村的打击真的非常厉害。1200亿斤的粮食减产，按照目前中央统购粮价格有

120亿人民币左右，按照市场价格在180亿人民币左右。

这还不算因为粮食减产，严重打击的农村粮食加工行业，农村畜牧业。因为农村收入减少，导致农村市场萎缩引起的轻工业波动。可以说这两年因为全国大干旱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超过千亿人民币。

所以魏红军接下来做的报告就是中央精简问题。魏红军详细介绍目前中央机关单位人员膨胀的情况，以及政治局的决同时魏红军在报告当中提出进行全国性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普查，精简机构，精简人员。

主席也做了报告。主席以这一次连续多年的大旱灾举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划。

那就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的总方针。工业要发展，但农业是基础所以农业发展，农村发展是大事情。

与会人员都赞成主席的报告。可以说三年全国性的大干旱，让大家切身的感受到了农业的重要性。把很多头脑发热的干部接受了教训。

虽然魏红军极力的进行赈灾，但全国性的粮食大减产是事实。所以在城市供应上肯定是出现一些不足的。

特别是粮食大减产，造成农村农副产品的减少。不少城市几年之后重新恢复了肉票制度，因为城市供应的猪肉变少，无法跟以前一样敞开供应。就连北京，上海，沈阳这些重要城市都重新恢复了肉票制度。

同时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大米1958年的时候，好米一百斤是13块上下。但进入1960年一百斤价格已经在15元左右，两年之内粮食价格增长了13%以上。而且1961年大干旱的情况之下，粮食市场价格会进一步出现上涨。

还是那句话，既然是全国性的大干旱。那么政府，城市工人阶级，农村农民都要一起承受。

政府增加赈灾支出，城市工人阶级要接受一定的高粮价，农村要全力抗灾。

这种变化都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知道农业的重要性。

修养同志，总理，陈运，聂帅，邓希贤都分别做了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报告。

会议上通过了魏红军提出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精简报告草案”，要利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全面性的普查和精简。

同时正式确定成立中央编制委员会和国家编制委员会。中央编制委员会管理全国党委机关，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编制工作。国家编制委员会主要负责行政事业单位的编制工作。

而中央编制委员会和国务院编制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接受书记处和国务院双重领导。

刘秀封担任中央编制委员会和国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人事局局长周荣新和国务院秘书长叶记庄，以及河南省委书记潘福生三个人担任副主任。

潘福生上调中央担任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之后，任命原河南省委副书记裴洪昌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随着九届五中会议通过对国家编制委员会的改革，编制委员会再次恢复了对于全国各单位的编制权力。

关于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精简工作问题上，彭老总代表军委表示了支持。

同时彭老总表态，军委根据中央精神，也会对于全国各大军区进行普查。对于一些和军队建设没有关系的机构，要么进行裁撤，要么就转交给地方。

其实彭老总针对的是很多地方军区的产业来的。那些大军区部队当年解放全国的时候，接管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资产。

后来中央把地方军区军垦的农庄拿走并入了农垦部，又把军队大量资产统计之后收回来。

但当年军队接收的东西太多，所以地方军区手中依旧有大把的房产和土地资源。有些城市一条街都是军队当年没收的资产，现在依旧在军队名下。地方军区用这些房产和土地资源，也搞一些副业。甚至有些军区这种副业规模很大。

虽然不像是八十年代那样让军队直接经商，但很多军区后勤部门还是弄了大量副业，给军区创造不少利润。这些搞副业的机构单位都是军区部门，拿着国家军饷。但做的完全是抗战时期军队做生意那一套，却和军队发展没什么关系。这些单位的利润都被军区拿走当成是内部小金库。

可以说这些作为军区小金库，是各大军区非常重视的利益。其他人对这些事情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彭老总不能接受。

要对这些机构进行清理。

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部门管理这些产业，但不属于军队系统。不管如何都不能允许军队有太多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部门。

也就只有彭老总有这种魄力。裁军工作，当初高级干部缩减工资，这一次要清查全国各大军区的机构，都是触犯很多人利益的事情。

彭老总虽然在军委工作的时候，工作作风比较粗暴，和很多干部有摩擦。但建国初很多工作，都是利益纠葛非常严重的，也只有彭老总这种性格能够推进。

然后是谭振林关于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也得到了通过。地方干部不见得就喜欢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

但这是大势所趋，不是谁反对就能够阻止的。中央委员会同意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增加两名副书记，增加两名常务委员。

谭振林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五名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候选人名单，同时提出了5名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

经过不记名投票，中央委员会增选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王从武，以及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中两个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马国睿和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兼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吴云富两个人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这里面吴云富成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因为这几年监察工作当中，像红十字会这种社会民间团体也出现明显的问题。

所以中央要把他们都纳入监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