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01章

其实魏红军手底下有一大堆的农村干部。

晋察冀多少农村干部，都是魏红军老部下。但魏红军之所以选择王乾，一个是欣赏他的工作能力，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华北局的团结。

华北局当中，晋察冀是强势的一方。

原129师的晋冀鲁豫干部，很多都是跟着129师南下。有的进入了中原地区，更多的人进入了西南。魏红军实际负责华北局工作，考虑的当然是团结问题。不能让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干部之间发生矛盾。

所以抽调一些原晋冀鲁豫的干部进入华北局，对于他们委以重任。

就像是王乾。

魏红军用王乾担任自己副秘书长，处理华北局农村工作。这样就可以表明一个态度，告诉自己对任何干部都是一视同仁。魏红军重视赖若宇、淘鲁家、王乾这些干部，除了欣赏他们的工作能力之外，也是为了团结。华北局撤销之后，王乾就回到了山西。自从中央决定成立专门负责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之后，王乾就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中央统购统销任务这两年一直是固定的。但我们山西这两年粮食产量增加了不少，但因为没有渠道，所以无法在市场上出售。所以我们山西省委最后决定，各级政府购买一部分农村合作社的粮食进行存储。这两年总共储存了大约四千万斤粮食。”

魏红军点头。

目前的山西省委书记淘鲁家，魏红军还是非常信任的。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干部。

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政策。“湖南也有这样的情况。”

负责湖南农村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周辉开口。

周辉也是晋冀鲁豫干部出身，不过南下的时候被李先年给截留，留在了湖北。后来邓志辉主持中南局工作的时候，为了打破中南局下面湖北、湖南、河南的山头主义和地方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干部调动。

说起来当初中央一直批评山头主义和地方主义，但对于各个大山头还是很尊重的。不会随便往各个山头派遣其他干部。就像是河南，调走了吴芝浦之后，对于河南干部的调整也没有那么多。

也只有邓志辉在中南局不怕得罪人，进行了这种内部的干部交流。特别是湖北和湖南，干部流动比较频繁。所以周辉从湖北到了湖南，目前负责湖南的农村工作。

“粮食市场不流通,对于很多农村合作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统购统销规定太死，但每年的粮食产量变化却是不小。粮食不流通，就影响农民的收入。”

好些个粮产省份都表示有这个问题。

湖北负责农村工作的赵信初道:“现阶段这种情况，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必须要有配套的政策补充目前的漏洞。”

“赵信初同志，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王仁重同志和楚河同志为了这个问题,开过好几次专门会议。我们认为统购统销的任务既然变化不大，那么在计划之外，国家供销合作社是不是应该留下一些余地。每年在统购统销任务之外，可以采取自愿的方法。如果农村合作社有多余的粮食想要出售，国家供销合作社就应该拿出资金购买这些粮食。从我们湖北的情况来看，这两年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所以农村合作社有了多余粮食。但多余粮食的数量是有限的，收购计划外多出来的粮食，不会对国家供销合作社带来太大的压力。”

赵信初回答。

这两年国家统购统销粮食一直保持在900亿斤。有些农村合作社出现多余的粮食。

怎么处理，也给这些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难题。在国家统购统销大政策之下，谁也不敢放开粮食市场。那么多余的粮食总要有去处。

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供销合作社出钱购买。“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呢?”

“赵信初同志说的有道理。因为如果这种情况一直不解决，农村合作社手中有粮食，但不能换成他们想要的生活物资，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

有些干部立马附和。

粮食少了，产量始终上不去，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可是同样粮食产量上去了，但却卖不出去，一样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国家供销合作社购买多余的粮食是好办法。但统购统销的价格太低。如果按照统购统销的价格收购，很多农村合作社估计都不愿意卖给国家供销合作社。如果国家贡献合作社收购计划外的粮食,不提高收购价格，很容易造成黑市的出现。”

周辉很直接。

这是个头铁的干部。

58年开始全国放卫星的时候，周辉在湖南一直拒绝放卫星。以至于有位中央首长批评湖南“当乌龟”，更有位湖南籍的中央领导斥责周辉“mlgb，给我家乡扛回一杆大白旗”。

但周辉不在意。

依旧是按照实际情况制定计划。结果湖南发展很稳，后面嘲笑周辉的那些省份领导，只能是求湖南调配粮食。

不过周辉也是一个倒霉蛋，庐山会议本来跟他没什么事情。但主席欣赏他在湖南的工作，所以特批他参加庐山会议。结果在庐山会议上有人把他和彭老总、张文天他们并列在一起，但主席评价他是“老实人，没城府”，工作做得好，所以划掉了他的名字。可是周肖舟当时受到批评，想要给主席写封信辩解，但又担心有问题,所以请一些干部把把关。结果大家都避开他,最后求到了周辉这里。周辉明知道当时情况不好，但还是帮他看了看,还帮忙改了一些地方。结果直接受到了牵连，接连降了好几级。

“魏副总理，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以后会有更多这方面问题出现。”

其他干部也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魏红军道:“同志们的意见我都听到了。供销合作社在统购统销计划之外，是需要一些灵活的政策。我和周彬同志、程志华同志、叶记庄同志交流一下，过两天的会议当中我会邀请他们一起参加，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回去之后，以省为小组讨论一下，目前每个省份大约多出来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有了大致的数据，供销合作社那边才能够计算需要多少资金。供销合作社在计划外收购粮食，是应该稍微提高价格。不过具体提高多少，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沟通。”

解决目前生产合作社多余粮食出路的问题之后，邓志辉道:“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大家之前都已经看到了农村工作部抽查的数据报告。汇报数据和实际产量之间出现一些差距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统计不可能毫无问题。但如果统计和实际产量之间出现严重的不符合，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先说说汇报数据严重低于实际产量。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农村合作社，还是出在地方政府当中?不管是哪一个，这都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在回避国家税收。少几十斤几百斤，可以认为是统计上的问题。可是少了几千斤几万斤，这就不是统计的问题。”

“同志们，此次抽查，竟然有2%左右的地方，汇报数据比实际产量少了5%以上。这可是5%，一个县就是十万斤、几十万斤的差距。怎么统计才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如果这是故意为之，那么不在汇报上的这些粮食去了哪里?而这些粮食应该交的公粮去了哪里?如果不是故意的，那么这个基层政府的官员不是能力不够，就是糊涂官。我们不需要这样能力不够的糊涂官，更不要那些敢于隐瞒组织的干部。农村工作部已经把这些调查报告交给了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组织部，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彻查。”

邓志辉说的很严重。

说的下面的干部都是变的很严肃。

他们都明白，邓志辉这是在敲打大家。问题交到了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组织部，那么会有一大批干部受到组织处理。邓志辉顿了好一会，等大家消化之后，道:“说完汇报数据低于实际产量，再说说高于实际产量的问题。”

“同志们，这一次抽查数据，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啊。汇报数据超过实际产量5%以上的地方竟然占据4%的比例。全国目前有70多万个生产合作社，600多万个互助组，大家算算是什么情况?这是表明有几万个合作社，几十万个互助组出现虚报。”

“同志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虚报的现象，这股风就会蔓延开来。明年就会变成8%，后年可能就会是20%。一个县虚报几十万斤上百万斤，一百个县就虚报上亿斤，几百个县就会变成几亿斤、十亿斤。当然这还算是理想的状态。”

“如果这股风气不打下去，到时候虚报就不仅仅是5%以上，会演变成虚报10%、30%乃至于50%。那就是一个县虚报上千万斤、几千万斤，几百个县就是虚报几十亿斤、上百亿斤。最后的情况就是,亩产虚报翻一倍、翻两倍。中央如果相信了这种汇报数据，按照这种汇报数据来制定农村政策，工业政策，那样会出大乱子的。”

邓志辉说的很严重。

邓志辉说完之后,魏红军道:“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人，就要讲真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亩产增加十斤，就说十斤，不要说增加了一百斤。不要为了政绩，虚报数据，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你们都是做了很多年农村工作的干部，有些虚报的数据，你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们看不出来，那就是你们的失职。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们关起门说话，我就不说那些场面话。大家都知道我是带兵打仗出身，讲究的就是铁的纪律。平津战役的时候，我给当时各部队政委开会，要求他们严令各部队遵守入城纪律。当时我跟他们说过，入城之后谁要是为违反入城纪律的人说清,给纠察部队压力。那么我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律先撤职,后处理，没有商量余地。”

“我今天就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句。谁要是脑子发热，给我来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套。我不管他是谁，是什么级别，革命资历有多深，也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一律先撤职，后处理。特别是你们这些省里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更是要冷静。

任何一个省份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第一个处理的就定你们。如果省委提出不合理的粮食产量要求，你们要敢于拒绝。

因为你们是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

魏红军知道要用重锤。

就像是邓志辉说的那样，这股风气不能蔓延下去。

很多干部都坐直了身子，他们没想到魏红军会如此表态。这个时候很多人更加深切的明白，魏红军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将军。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够。

魏红军继续道:“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年农村工作成绩很大。很多省份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两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任务。所以同志们高兴，有干劲，想要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干劲，用在吹嘘上。吹嘘粮食产量多少多少，完成了多少多少工作。而是要把这些干劲用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上。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去改变农村落后的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和邓志辉同志、谭振林同志他们讨论过。这些年我们的农村工作一直在狂奔，但大家的精神不能一直绷着。所以我们都认为，1956年农村工作不要只顾着往前跑，还应该进行一些调整。主要是巩固成绩，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夯实基础。为二五计划做准备。”

“那么如何夯实基础。就是要把这几年的农村工作做一个回顾，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原来的计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巩固成果，夯实基础的工作。因为这包括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问题，还有正准备开展的农村工商业的问题。当然还有农村扫盲工作，水利工作都在其中。我们要全面回顾这些农村发展情况，把实际数据反馈给中央，为制定二五计划做好一切准备。”

“同志们，这一次会议我们就是要制定1956年调整和巩固农村发展计划。各个省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本省的情况，提出适合的计划。”

第965章浇灭冒进倾向

会议开的不能说完全顺利。

有些干部认为现在农村发展这么好，应该继续加油打气，继续往前大发展。现在的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不能浪费在其他地方。而且这不是一个两个干部的想法，是很多干部的想法。

魏红军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干部心中深厚的“冒进”土壤。

会议上魏红军和邓志辉可以表示出强硬。

但会议之后，必须要说服这些人。如果这些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自己本身不理解，那么后面的工作会很困难。光是靠着压制他们是做不好工作的。

大家想要一起使劲，那就需要统一思想。

要说服他们，让他们想通这里面的道理，从内心当中支持调整巩固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成会议的效果。

正因为考虑到了很多干部的想法，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商量之后,没有调整1955年的农村发展计划。各省都早早的制定了1955年的农村发展计划，有些计划其实是有问题的。其中就有不少“冒进”的思路，有些计划已经脱离了实际。

但魏红军明明知道有问题,但并不准备调整。

因为1955年已经过去近半，如果这个时候调整1955年计划，会让上上下下的干部都糊涂。做工作最忌讳忽左忽右，计划变来变去，会让下面的干部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工作才好。

而且1955年的计划，只是有些省份，开始有一点点“冒进”的小小苗头。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大的“冒进”计划。所以1955年的问题不会很大。

因此魏红军和邓志辉选择的是调整1956年的农村发展计划。因为中央和各省1956年的计划还没有制定。现在这个时候调整1956年的计划，就是最合适的。

因为有意见的干部不少，所以魏红军都是在会议之外，和这些干部私下交流意见。魏红军对于这些干部想要急切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想法是理解的。但所有的发展，都应该是基于发展的规律,要尊重这种规律，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发展。

不能只是纸面上的数据发展。

说服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和这些干部谈话，魏红军突然想到了历史上大跃进的事情。中国是大国，一旦这辆大车开出去，想要刹车非常不容易。湖北省委书记王仁重日记当中就记录过1958年年末和1959年年初两次郑州会议的情况。

主席来到了郑州,和上海市委书记柯青石、广东省委书记陶朱、安徽省委书记曾熙胜、江苏省委书记姜维青、湖南省委书记周肖周、四川省委书记李京全、湖北省委书记王仁重七名省委书记晚上见面,谈了关于当时“左”的问题。结果在场的七名省委书记都反对主席的说法。认为主席提出“纠左”，提出“要保守一点”、“这个时候需要右倾”的提法，不符合现实情况，大家都无法理解。

结果谈话从下午四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才结束。

主席一直试图说服这些省委书记，但几个小时下来成果都不好。王仁重在日记当中都表示，自己当时完全不理解主席的想法，不赞成主席的想法。因此几个小时的谈话，进行的非常艰难。可以看出这些主持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的省委书记，当时都转不过弯来。想让整个中国上上下下的干部改变当时那种狂热的状态，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就像是河南。

历史上河南省委书记吴芝浦在郑州会议之后跟主席拍胸脯保证，回去就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省里开始一直到公社，传达中央精神，解决目前“冒进”的问题。

结果呢?

河南依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魏红军要做的是，在上上下下狂热起来之前降降温。一旦这种狂热气氛成为了主流，再想要压下去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到时候根本不是中央领导想要压下去，就能够压下去的。所以魏红军和邓志辉都是分别和下面的干部谈话。

不仅仅是省里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包括市里面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

魏红军是不厌其烦,一个一个谈话，一个省一个省的谈话。拿出一个一个的数据，说服他们。魏红军让他们充分提意见，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讨论。

最后总算是圆满的结束了会议。足足花了17天时间。

等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和邓志辉就给主席汇报这一次会议的内容。

“真的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主席看着资料很是惊讶。

虽然现在才1955年，但大部分行业已经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可以说这几年新中国各行业发展非常好，很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五计划。这些成绩让主席是非常高兴的。所以进入1955年之后，主席就谈了关于如何做事情的问题。主席说做事情，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个是达到目的比较快—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办法。

其实这就是主席后来提出的指导方法的前奏。那就是后来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最后总结为“多快好省”。而主席这个指导精神传达下去之后，“多快好省”其实就剩下了“多”、“快”和“省”，中间的“好”字美了。大家都在追求“多”和“快”。

在这方面来说,后面出现的“冒进”问题，主席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主席，关于这一点我要做检讨。我们农村工作部这几年更重视数量的增长，忽略了有质量的增长，所以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基层政府片面追求数量的增加，甚至出现这种虚报的情况。”

“除了片面追求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干部被这几年的成绩所鼓舞,开始出现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都迫切的想要改变目前落后的局面，以至于有些干部甚至喊出‘苦干几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方面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对于共产主义，大家都没有多少认识。大家只知道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可是以目前我国生产力的情况，是无法完成按需分配的，这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此一些基层单位就搞出平均分配,以此来代替按需分配，觉得平均分配就是共产主义。但这种做法严重破坏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极大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按需分配、平均分配的问题之外，就是一些基层政府枉顾目前的情况，硬是想要从集体所有制转为全面所有制。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生产资料和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可是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基层单位主要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不要说是农村合作社的资产，就是县里的工厂，也和鞍钢、第一汽车厂这些工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制情况。而且从目前的生产力情况来说，我国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阶段。想要进入共产主义，那不是几年十几年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干部说共产主义，我国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的。”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农村合作社。就像是当初互助组转为合作社的时候，因为有些合作社盲目推进，把互助组资产充公。结果闹出很多矛盾一样。因为基层一些单位搞不清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因此不少农村合作社担心合作社资产被充公,所以私下分了合作社资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都是我们有些干部脱离实际，对于目前生产力情况判断错误有关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制定经济政策，会扰乱农村正常发展。甚至有可能会摧毁新中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农村经济秩序。”

魏红军可不是空口白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