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很多问题在预备会议上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所以才能够在正式大会上，迅速通过很多条款。这也是之前民主人士比较诟病的，认为中共的大会走“形式主义”。不在正式大会上讨论，而是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到了大会当中都是走过场。不过这种方式的大会，效率高，在分组会议上大家也能够充分发表意见。
关于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讨论还是很激烈的。不是不能接受，只是有些不想承认而已。因为魏红军非常明确的表示，中国就是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是摆脱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不过魏红军的报告是经过好几轮打磨的。
不仅主席修改过一些内容，后来在政治局通过的时候，也是做过一番修改。所以从理论上，从数据上，不敢说是无懈可击，但也绝对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经过一天的讨论，九大会议正式通过魏红军这份报告。
第二天主席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处理”的政治报告。这篇报告当中，主席点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提出主要矛盾、以及在这个阶段如何处理这些矛盾。
真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
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于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阶段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这是东欧问题出现之后，主席特意加进来的。
报告当中强调，除了主要矛盾之外，还有很多伴随的次要矛盾。
全篇都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关系。
第一：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主席在这篇报告当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学习苏联，但也不能‘教条的’，全盘接受苏联的一切经验。1956年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少走一些弯路。
苏联和东欧高度重视积累，高度重视发展重工业，出现了很多问题。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一些东欧国家学习苏联导致他们的轻重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因为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中国必须要吸取教训。要适当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保证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保证物价和货币比较稳定。
但主席一直强调重工业依旧是投资重心，只是要调整投资比例。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主席在这里沿用了魏红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以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三和平”理论。判断短时间之内中国和世界大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也不会明天就落在中国。所以主席判断这个“和平”时间是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所以应该利用沿海地区轻工业基础比内地地区好的优势，要敢于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主席认为轻工业积累快，适合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
同时主席表示，沿海地区要帮助内地地区的工业发展。
一些沿海地区规模比较小的工业，要在引导之下去内地省份发展。比如上海地区有大量的中小规模工厂，里面有罐头厂、服装厂、油漆厂、皮革厂等等工厂。
规模小，在上海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属于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工厂。但别看这些工厂在上海不怎么样，规模也比较小。但对于一些没有工业基础的内陆省份来说，那都是非常好的工厂。
内陆很多省份，连工业起步都没有。
所以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把沿海地区大城市的中小工厂，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在内陆省份落地。让内地省份也开始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主席要求沿海省份要支持内陆省份，内陆省份也要积极引入大城市的中小企业。
第三：关于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
虽然中央一直在讨论关于这些企业的话题，甚至已经开始立法。但新中国早期就是如此，你立法其实没有这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有用。
之前主席更多的是“放任”。
想要先看看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情况。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主席对于这些企业的情况是越发了解。加上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主席在这份政治报告当中，第一次明确的对于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给出了一个定位。
主席明确表示，各种所有制企业，只要坚决服从新中国的法律法规，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那么这些所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
而且明确定义了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关系。
第四：关于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包括工厂和工人的关系，农村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不过这一次主席重点谈论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问题。苏联和东欧出现的问题，对于主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农村问题非常严重。
农村发展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农业税不能太高，工农业品的交换，要尽量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国家统购农产品价格不能太低，而且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要逐年有所增长，好让农村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一定的增长。而我们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要更多的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今天这样，明年那样，一点都不透明。而且合作社所拿的部分，一定要规定好怎么处理。当中的生产费是多少，管理费是多少，公积金是多少，公益金是多少，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而且必须要公开账目，让所有人都知道合作社的钱是怎么用的。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谈了这四个方面的矛盾之后，主席总结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
明确表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必须要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们的干部不能想着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左”的做法，必须要加以制止。我们制定工农业计划，要符合当前的生产力水平。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要坚持“四个主体，四个补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产业当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负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个体小工商户负责普通生活品的生产为补充；在工商业经营当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主体，一定数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是补充；在生产计划中，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按计划生产是主体，非主要产品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这是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然后是关于党政方面。
1001 修改党章
关于党政方面，主席着重谈了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党的建设。
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再次强调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已经是老生常谈。
从斯大林去世开始，主席每次大会都会强调这一点。
不过这一次更加详细。
主席要求从中央开始到地方，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之下的干部分工制度。
除了党内民主建设之外，主席还强调党的纯洁性。主席用战争年代的事情来比喻，表示党员在精不在多。要求不能盲目追求党员数量，而是要重视党员质量。
对于入党问题，一定要严格把关。
不能出现匈牙利这种事情。“匈牙利事件”当中哗啦啦一下90%的党员选择退党，这就是因为党的纯洁性不够。
第二个是党和党外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
主席着重谈了阶级斗争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有些人认为现在没有了阶级斗争，应该彻底放弃阶级斗争。主席明确反对这种说法。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怎么可能没有阶级斗争。
只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阶级矛盾相比起以前缓和了很多，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不过不能因为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就要彻底放弃阶级斗争。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
中共要牢记自己代表的是工农阶级。
若是脱离这个基础，放弃阶级斗争，那么就是“修正主义”。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大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是这种反对派的代表。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一点。在“镇反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运动”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
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希望否定“镇反运动”。他们说第一次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所以对待他们，我们又要团结，又要斗争。
团结的前提是，他们要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第三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主席谈的最多。
那就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且主席谈的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因为对于下面的基层政府来说，省委省政府就是中央。
所以主席谈的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下级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就是“形式主义”。
上级党委政府，动不动就给下级党委政府各种文件，各种表格，影响下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特别是中央各部委不好向省委、省政府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中央部委是如此，各省厅局级也是如此。用同样的方法给下面区县的单位下命令。主席要求中央各部委，重要事情必须要通过国务院，日常工作不能总是绕过下面省委、省政府，要多跟省委省政府商量。
中央处理事情也要如此。
不要总是以下命令的形式，要求地方遵守命令。而是要加强和地方政府交流，拿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然后是关于权力分配问题。
中国自己拥有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又学习苏联，因此中央权力过大。现在主席提出中央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
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全中国这么多省份，必须要一起努力。但现在地方省份权力过小，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适当的激发地方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必要的。
包括立法问题。
现在的立法权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宪法规定，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这是尊重地方的特殊性。
当然地方的特殊性，要服从全国的统一性。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激发地方的积极性，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主席说的都是纲领性的东西。
要如何保证统一，同时给地方哪方面的自主权，需要中央和地方进行更多的沟通。这是九大会议之后要讨论的事情。
第四：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在这里主席回击了前段时间一些民主人士的言论。主席非常明确的表示，“镇反运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
其实对于民主人士借着“秘密报告”批评新中国早期的“镇反运动”，还要成立“平反委员会”，其实党内也有一些赞成的声音。觉得新中国早期进行的“镇反运动”有些扩大化，杀了一些不至于枪毙的人。
“镇反运动”有没有冤假错案？
肯定是有的。
这可是全国范围之内的运动，怎么可能没有出现问题。但哟些人利用这种错误，来全盘否定“镇反运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中共干部自己对于“镇反运动”都开始质疑，都开始有所动摇，那么这就是中国版的“秘密报告”。
因此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再次肯定“镇反运动”的正确性。
当然接下来主席也明确表态，经过“镇反运动”，以及这些年社会主义建设，国内的反革命已经大大减少。但反革命份子减少，而不是消失，所以以后依旧要打击反革命。而且八大上已经出台了“反革命法”，全国已经不需要进行“镇反运动”这种运动。
按照“反革命法”处理就行。
当然主席在报告当中也是强调，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对待“反革命”的处理也要有所变化。不能和新中国开国早期一样，为了震慑敌人杀人不少。少
还是要少杀慎杀。
只要不是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民愤极大的反革命，还是要少杀。
主席提出了四条原因。
第一条：一旦开了杀戒，杀了第一个人，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
第二条：一旦开了杀戒，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第三条：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还是一样的判断。
和阶级矛盾一样，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好，反革命不再是最主要的矛盾。要重视，但不能把工作都放在反革命的问题上。
上一篇：盗墓：传承神龙，开局杀穿将军墓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