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45章

　　这个就延伸了第五个方面。

　　第五：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历史上主席专门为了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如何分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此次主席把这个问题放在了自己的政治报告上。

　　主席明确提出，人民和敌人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主席的这篇报告很多方面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态度，也是互相关联的。

　　人民和敌人，不再是以出身来划分。

　　而是从他们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还是敌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两方面来判断人民和敌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矛盾缓和的具体表现。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

　　谈完了党政方面之后，主席开始谈民族问题。

　　着重谈无产阶级的民主政策。

　　主席认为过去出现的很多民族矛盾，更多的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制造出来的矛盾。

　　主席提出目前民族矛盾的处理上，有三个不好的倾向。

　　第一个是某些干部身上有“大汉族主义”，不去了解甚至瞧不起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所以他们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而是完全照搬中原地区的政策。

　　第二个是我们的统战工作，为了团结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在很多方面放弃原则，无限制的纵容他们。忽视少数民族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只关注这些上层贵族的利益。因此统战工作时常给少数民族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压力，去干扰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

　　第三个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了维持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权，利用我党统战工作的机会，故意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汉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想要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裹挟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中央讨价还价，又利用政府来吓唬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让他们听话。

　　这三种倾向是目前未能够完全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问题。

　　报告表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性是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和上层贵族之间是存在阶级矛盾，特殊性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他们特有的文化。

　　所以主席要求统战工作要做，但不能为了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统战工作，就牺牲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随意的去影响地方政府的正常事务。我们的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要懂得抓住阶级矛盾，懂得掌握阶级斗争的武器，广泛的团结当地的基层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汉民族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才会消失，民族矛盾才会消失。

　　最后是谈中国和国外的关系。

　　在这里面主席广泛的运用了大家的意见，包括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魏红军关于目前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分析。主席把这些理论总结了一下，又把以前主席写过的文章也编入进来。

　　主要谈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主席同意苏共二十大上，苏共中央关于“原子弹这样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会让大国之间形成一种微妙平衡，反而会促进和平”的论断。判断大国参战的世界级大战，短时间之内打不起来。

　　这是和平问题。

　　然后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

　　主席同意当时魏红军在政治局的判断，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不会短时间之内消失。中国要做好未来几十年之内，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准备。

　　既然有了这样的判断，中国就必须要在外交上积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接触。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攻击、渗透，撕开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回击。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选择和本国工人阶级妥协，愿意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那么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贡献。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政策和理论，那就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开始有社会主义因素增长。未来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未必不会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替代资本主义因素，最后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是如何吸收国外国家和民族的知识问题。

　　反对盲目学习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思想。

　　在这里面主席再次评价了斯大林同志。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的来说斯大林同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盲目学习的“教条主义”，主要是谈学习苏联的问题。

　　要批判的学习。

　　不要什么东西都直接拿过来用。要明白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历史、文化、经济基础都不一样，不可能完全复制苏联模式。

　　当然在技术方面，报告直接表示，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等学会了，学透彻了，在考虑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

　　至于盲目排外，主要是指关于帝国主义方面的。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也不同人家交流科学技术。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第三是关于贸易方面。

　　在八大上，主席对于贸易的评论是，以苏联贸易为主，东欧贸易为辅，不放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但这一次九大上，主席政治报告正式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苏联的贸易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

　　因为中国加强和欧洲经济合作之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很快。

　　而且欧洲国家正经有好多中国需要的技术。

　　就像是1954年中国从欧洲购买的大批成套机器设备和技术，有一些已经开始生产。对于提高中国的技术，填补中国工业的不足，好处非常多。

　　还有像广东，因为做来料加工贸易，发展很快。

　　不说那些在广州和宝安专区密密麻麻的各种工厂，光是直接参与来料加工贸易的农村合作社就有1200多个，间接参与进来的农村合作社近3000个。这里面有的是直接参与来料加工，出口加工货物。有的是参与运输，有的是参与种地，反正都能够获得好处。

　　可以想象来料加工行业，对于广东农村的推动作用。

　　所以主席把两种贸易放在平等位置上。不要小看这种定位，对于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绝对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主席的报告很长。

　　光是报告就做了一上午五个多小时。

　　然后围绕着这份报告，大家讨论的也非常激烈。毕竟这份报告当中，有很多新的内容。不说的别的光是经济建设当中“四个主体、四个补充”，就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个体小工商业者的定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主席是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写出来的，那就是中央承认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合法地位。最起码政治上不再是把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小工商业者当成是另类来排斥。

　　还有和外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学习苏联的。再说目前很多干部革命口号就是“反帝反封建”，他们成为了新中国干部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排斥帝国主义的一切。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喊了那么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现在又让大家学习帝国主义，很多人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除了感情上结束不了，不少干部心里也有担心。毕竟中共历史上“左”的土壤根深蒂固。以前在土改问题上稍微“右”，就被扣上“富农主义”。因此很多干部心有余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排斥帝国主义。反正这样不会出问题。

　　主席之前对于这个问题也讲过话，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大家依旧是排斥，依旧是担心。

　　所以主席把这个事情专门放在九大政治报告上。等九大政治报告在党内传开，那么产生的影响就会完全不一样。

　　还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这是第一次在全国大会上承认帝国主义不会短时间之内灭亡，所以要和他们加强交流的。

　　主席这份报告把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都论述了一遍。

　　主席的“政治报告”，分组讨论也很热烈。经过讨论之后，有些代表团对“政治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主席一一解释。最后大会通过了主席这份“政治报告”。

　　之后是修养同志代表政治局，给全国党员代表做了政治局五年工作报告。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聂帅作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报告”。

　　等他们作完报告之后，邓希贤同志作了“关于党内团结的报告”。

　　其实就是正式给高刚同志的问题，更加明确的做一个结论。八届五中会议是全国中央委员会议，和九大是不一样的。九大正式做出结论，算是对于这个事情有了最后的定论。

　　之后总司令做了“关于党员干部渎职问题的报告”。

　　着重讲了关于广西的事情。

　　书记处建议，政治局通过的处理方案，交到了九大会议上讨论。很多代表听到广西的事情之后，有愤怒，也有震惊。愤怒是因为广西干部实在是做的太过分。这几年中国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农村粮食储备也在增加，怎么可能因为一次并不算很严重的灾害之下出现死人现象。

　　震惊是大家明白，中央这是要下狠手。

　　因为总司令提出的“渎职罪”，是要刑事罪处理这些事情。以往工作出现问题，都是政治先行。什么“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这些问题。

　　虽然这样的政治标签威力不小，但和刑事罪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政治上一时之间可以落魄，因为还有复出机会。但要是刑事罪处理，那么以后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

　　这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广西干部虽然没有赶上“渎职罪”，因为“渎职罪”九大通过之后，真正要实施还要过10月份的全国人大第二次代表大会。

　　但广西干部的处理也比以前重。

　　广西省委书记陈曼远，广西省长郝忠实，广西省副省长肖艺周三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书记处提议三个人全部都是留党察看，撤职。同时陈曼远从行政六级降为行政十二级，郝忠实从行政七级降为行政十三级，肖艺周从行政八级降为行政十四级。

　　其他广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各负有一定责任，除了党内处理之外，大部分都是降低行政级别。

　　此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开除党籍。当然平乐专区开除党籍的干部不少，因为这里的情况最严重。整个平乐地区的干部，几乎一扫而空。

　　这绝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政治原因”处理最严重，人数最多的一次。

　　大会第八天，魏红军代表书记处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一次党的章程修改幅度很大，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人数从17人变成了1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数6人，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101人，中央候补委员增加到77名。

　　会议先是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然后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的政治局。

　　因为总司令、董毕五、林波曲三名政治局委员退休，因此在原有的14名政治局委员基础上，新增加了五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陈谈秋、李先年、谭振林、习中迅、陈老总五人。

　　至此新的政治局诞生。

　　主席、修养同志、总理、陈运、聂帅、魏红军、邓希贤、彭老总、彭珍、林帅、贺老总、罗帅、李福春、邓志辉、陈谈秋、李先年、谭振林、习中迅、陈老总。

　　然后是六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分别是刘帅、徐帅、罗启容、李学峰、陈伯达、周彬六个人。周彬的情况最特殊，他现在身上的职务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工作也越来越重要。再说周彬资历深、成绩好，所以需要他在党内更进一步，但他又是被压制的，不好进入政治局。所以这一次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第六顺位，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政治局。

　　同时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也随之诞生。

1002 九大人事安排

主席、修养同志、总理、陈运、聂帅、魏红军、邓希贤为九大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之间也做了分工。

　　主席负责党的全面工作，修养同志和魏红军协助主席分管党务工作，总理负责政府工作，邓希贤协助陈运同志负责经济工作，聂帅负责公检法工作。

　　魏红军再次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

　　因为此次分工没有明确修养同志和魏红军两个人谁是负责中央党务工作第一人，所以两个人都有资格协助主席管中央党务工作。不过随着魏红军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被任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之后，中央的党委部门都在魏红军的直接管理之下。

　　所以实质上，魏红军从九大开始要全面负责中央党务工作。当然修养同志毕竟也是分管党务工作，所以在党务工作上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

　　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束之后，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总司令和董毕五退休之后，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监察部门正式合并，成为中央新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也成为了党内纪律监察最高机构。

　　刚刚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谭振林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后补委员罗启容、监察部部长钱英、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帅三个人担任副书记。分别负责党内监察、政府监察、军队监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