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79章

　　“是。”

　　魏红军很肯定的道：“主席，这个东西只要是战争年代开辟过根据地，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在一起革命几年，很容易形成山头，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更何况那些干部如果在一个地方十几年、二十几年，就算不是独立王国也会成为独立王国。除了地方政府、军队，包括我们很多大型的工厂，国营农场，还有农村合作社都有这种可能。”

　　“嗯。”

　　“所以我们要坚持党委领导制之下的干部分工制，我们要尊重每个分工领域当中干部的发言权。但党委要时时刻刻监督他们的工作。同时更不能剥夺工人、农民的知情权。工厂每半年或者是每年，都应该举行一次工人大会。工厂的厂领导，应该在工人大会上汇报工作。而农村合作社也是如此，必须要继续加强村务公开制度，要让我们的合作社社员习惯参与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工厂其实也应该学习农村合作社的村务公开，进行厂务公开制度。还有工会要加强厂领导和工人之间的沟通工作，平时要参与厂务公开，直接参与工厂福利分配。”

　　主席听着魏红军的话，好一会之后道：“看起来几年前关于工会问题的一些批评上，还是有些问题的。”

　　主席想起了几年前工会性质的争论上。

　　当时争论很厉害。

　　最终是修养同志做了检讨。主席倒是不认为当时的批评有什么原则问题，因为修养同志、李力三同志他们在工会性质上是模糊的。只不过因为当时双方闹得太激烈，结果是把错的一方观点全都否定了。

　　现在想来修养同志和李力三同志虽然工会性质上犯了一些错误，但其中有些观点也是正确的。

　　主席道：“新中国的工会和旧时代的工会职能是一定会有所变化的，因为革命任务已经出现了变化。但工会毕竟是工人组织，还是要多为工人着想。你说得对，工人阶级的监督权，工人阶级的分配权是工人的权力，绝对不能被修正主义者剥夺。但如何保证工人阶级的监督权、分配权，就需要工会发挥作用。红军同志。”

　　“主席。”

　　“总工会的工作历来是书记处负责的。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慢慢的忽略了总工会的工作。书记处处理的事情多，所以对于总工会多有忽略。以后你多关注一下总工会的工作。看看工会组织如何在协助生产的情况之下，保证工人阶级的监督权、分配权问题。”

　　“是。”

　　书记处和国务院，两个截然不同的机构。

　　但手底下都是一堆的部门。

　　就像是书记处，除了党委部门之外，像是团中央、全国妇联，包括总工会都在书记处的领导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对于总工会工作还是比较重视。

　　毕竟中共是工运、农运、学运出身的。

　　而且那个时候的工会组织还很强大。但随着工会性质的争论爆发之后，总工会在党中央的地位越来越低。就连主席也慢慢的忘记了总工会的工作。

　　可是去了苏联一趟之后，主席重新开始重视总工会的工作。

　　因为主席担心，要是再不重视总工会的工作，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失去权力。

　　所以嘱咐魏红军。

　　魏红军继续道：“修正主义最明显的就是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嘴里说是依靠人民群众，但在法律制定上，政策的制定上，都会偏向于干部。慢慢的以法律和政策形式，确定干部的特权，剥夺人民群众的权力。”

　　“修正主义喜欢把权力扩大化。就像是生产建设当中，我们需要遵守生产纪律。这个和打仗是一样的，生产建设上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这种生产建设纪律包括遵守时间纪律、工作纪律、安全纪律、保密纪律等等。这些纪律是生产建设当中必须要有的，而且怎么加强都不过分。如果严重违反这些生产建设纪律，干部也好、工人也好，都应该接受批评、处罚，屡犯不改的甚至应该劝退、开除。”

　　“但修正主义把这种生产建设当中的纪律扩大到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上，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听从上级的命令，都是应该的事情，是要遵守的纪律。但生产建设之外，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是同志，没有上下级之分。大家可以互相批评，互相监督。可是修正主义者把生产建设当中的上下级之分扩大到生活当中，要求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按照生产建设一样遵守命令。他们的‘生产纪律’，已经不是生产建设当中的纪律，而是人为的制定等级、阶层。”

　　“这样的结果是，干部和工人阶级不仅在生产建设环节，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泾渭分明。再也没有社会主义追求的官兵平等、干群平等，反而是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度。修正主义者用这种方式对于人民群众进行阶层的分化，慢慢的确立资产阶级法权。”

　　“等人民群众习惯了，接受了，麻木了之后，以后的法律建设上，政策的制定上，他们就选择拉拢干部阶层，彻底改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有的法律建设、政策制定，都不再是为人民群众考虑，而是维护特权阶层。”

　　主席沉默。

　　其实这就是“官僚主义”。

　　只不过魏红军把他更明确的说得出来。

　　主席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因为主席希望人民群众不要去期待“青天”。自己的权力应该自己去争取。但这个实在是太困难。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需要时间。

　　很多事情人民群众是盲从的。特别是新中国这么多刚刚摆脱文盲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人生局限在小地方眼光有限，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利更是不清楚。只有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前，大家才会慢慢的明白过来。

　　你想让他们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力，其实是不现实的。

　　主席想了好一会之后，道：“最近事情多，工作也多。你也不要着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主席知道书记处目前工作多。

　　魏红军想要做的事情也多。因为书记处隔几天就会整理一份报告给主席，汇报书记处的工作。党建工作、干部任用问题、宣传工作，刚刚成立的信访工作，团中央的工作，现在又要考虑“反修正主义”。任何一个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事情多，更需要冷静的头脑。

　　“是。”

　　“哎呀，本来还想着多研究国际事务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但现在看来还有很多实际问题要解决啊。”

　　主席摇头。

　　本来主席还以为九大做了一番部署之后，中央的工作各有领导分管，自己的事情可以减少很多。但和魏红军讨论之后，主席才发现很多实际问题，还是需要自己拍板。

　　如果自己现在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后的干部想要解决会更加困难。

　　魏红军看主席的样子，所以问道：“主席，您这一年接待多少外国代表团？”

　　“不清楚。”

　　主席摇头，苦笑道：“反正不少。换一个驻华大使就需要我出面，还有那么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外国政要访问团，以及还有一些外国名人访问我国，我都要去见。我要是不见，别人不得说我摆架子。”

　　主席是最烦这些事情的。

　　主要是因为主席随性惯了。主席喜欢一些可以随意说话的场合。可是和这些代表团见面，都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而且一谈话就是一个小时，前前后后准备的时间都加起来就是几个小时。

　　要说什么，要穿什么，都有规定。

　　这种是主席最厌烦的。

　　但没办法，谁让主席是国家主席，这些都是礼仪。国家主席就是干这个的。

　　主席必须要出面。

　　本来主席是想要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但党内很多人都反对。当初反对最厉害的就是高刚和魏红军，后面反对的人就更多。所以只能是继续担任。

　　魏红军建议道：“主席，我认为这些工作你可以让其他人代劳。宋青灵先生是国家副主席，他也熟悉这些场面。她除了当国家副主席，中央可以提名让她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只要人大常委会议通过，那么宋青灵先生就是国家名誉主席。这样宋青灵先生以后可以代主席出席这些场合。”

　　说这个主席就来了精神。

　　这些事情每年都要耽搁主席很多时间。要是这些时间都能够省出来，主席就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思考了一会之后，主席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宋青灵地位高，威望大，但偏偏又不是党员。如果党内某个人担任国家主席，很有可能引起党内不必要的猜想。而宋青灵就没有这个问题。

　　中央不管怎么给宋青灵荣誉，都只是荣誉而已。党内不会出现任何的误判。

　　“这个我跟青灵先生谈谈。”

　　主席心情好了一些。

　　对魏红军道：“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要大张旗鼓，特别是千万不能把对苏联工资改革的批评传出去。但书记处要做好各种‘反修正主义’的政策制定。还有书记处的工作多，不需要两三天汇报一次工作，这样太频繁了。书记处上交的很多报告，我都没有时间仔细看。我的建议是，除了一些重要事情需要立即汇报之外，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一周给我汇报一次就可以了，书面报告同样一周一次就可以。”

　　“是。”

1031 电子管和晶体管之争

“修正主义”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轻易解决的。所以魏红军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和陈运、邓希贤、李福春、邓志辉、李先年他们讨论工资改革的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面先要达成共识。

　　那就是未来的中国工资改革方向是趋于平等，缩减干部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从现在差距二十多倍，要缩减到五倍。这方面中央领导层面达成共识，倒不是很难的事情。

　　整体来说，能够提着脑袋参与革命，特别是过了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干部。

　　那些缺乏信仰，丢失理想的干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严酷的环境之下，早就被淘汰出局。不是脱离队伍，就是叛变革命。毕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最为残酷的。

　　一方面常凯申和各地军阀一直在剿灭中共，导致各个苏区全部沦陷，长征下来十不存一。另外一方面是中央左倾错误导致一批一批的党员干部牺牲，不仅仅是苏区的沦陷，包括城市的党组织也没剩下多少。当然不仅仅是敌人，当时临时中央对内又是残酷的“肃反”。

　　几十万党员伤亡严重，完全可以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候的危急时刻相比。

　　缺乏信仰，意志力薄弱的党员干部是挺不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为什么总说资历，因为这就是资历。在残酷的情况之下能够坚持下来，能够继续革命的，你能忽视他们吗？

　　而现在中央重要干部，都是走过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就连魏红军在中央大佬当中资历比较浅，但也是1929年就参军的红军，1932年的中共党员。

　　因此在工资改革上，大家还是比较赞同的。大部分人是都支持工资改革的方向是，虽然有级别上的差距，但不能差距太明显。毕竟当年大家最初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反而是军队那边粗暴多了。

　　彭老总是急性子。

　　回来之后就召开军委会议。在军委会议上直接表示，现在军队工资差距太大。普通战士一个月的津贴才四元到六元，但经过上一次改革之后，副排级干部就是50元左右。和普通战士的津贴相比，那就是十倍差距。

　　所以彭老总再次发了脾气。气

　　彭老总直接说，这还是红军出来的部队吗？

　　普通战士的津贴这么少，提干之后的干部工资这么高。红军历来讲究官兵平等，怎么能在津贴和工资上差距这么大。所以彭老总明确的表示，下一步军队如果进行工资改革，第一步就是要提高普通战士的津贴，而不是调整干部的工资。

　　军队干部工资已经这么高了，不需要调整。

　　军委很多人都不说话。有的人是赞成，有的人是看彭老总脾气上来了，不想和他争辩。不过新中国早期军队很多事情，也只有彭老总这种性格能够推行下去。

　　这可是得罪多少军队干部的事情。

　　而这个时候魏红军正在听取关于电子工业的报告。

　　国科委主任薄树春，副主任张敬富，邮电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王政，还有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物理研究所，西军工电子工程系，以及中科院上海微电子研究所等机构的科研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早在1952年八大之后，总理就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科研计划。当时根据当时科研人员的报告，制定了“中国科研十年发展计划”，确定了57项任务，616个科研课题，其中12个项目作为科学研究重点，选定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

　　所以总理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整个一五计划都在打基础。

　　目前中国的电子工业虽然落后，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从研究所开始，配套的各地工厂也都建立起来。就像是中国科学院成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半导体物理研究所，好多大学都成立半导体专业。然后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厂等。

　　魏红军之所以召开这一次会议，是因为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出现了路线之争。

　　那就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争。

　　因为上海1956年的时候生产出来晶体管收音机。虽然技术验收上，出现了不少问题。相比起电子管收音机来说，体积虽然小了不少，可是接收信号稳定性太差。第一次技术验收，很多人评价不是很高。

　　但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而且是晶体管的实际运用。到了1957年上海再次改善了晶体管收音机，进行了第二次技术验收。虽然稳定性依旧有些问题，但比第一次好了不少。所以发展晶体管的声音又变大了很多。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计算机的发展，是要用电子管还是晶体管的问题。计算机、半导体都是中央要重点发展的科研攻关领域，所以争议越来越大。

　　中国的工业主要是学习苏联，但目前苏联技术顾问是支持电子管发展，支持中国发展电子管计算机。早期半导体器件噪音大，性能不稳定，所以苏联专家对于晶体管是持有否定态度。

　　其实苏联内部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议。

　　那就是要怎么发展。

　　是优先发展电子管，还是一起发展晶体管。但苏联内部争论的结果是，1955年电子工业会议上否定了晶体管，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电子管。历史上苏联是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才慢慢的发现晶体管的优势。当时美国的晶体管发展迅猛，各种行业都开始使用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上直接把苏联拉下，很多产品不仅性能好，而且市场化做的也好。包括计算机方面美国已经遥遥领先。这个时候苏联才开始重新关注晶体管的发展。

　　所以一直到1967年苏联才下定决心仿制IBM360。

　　现在中国也受到这个影响。其实如果中国是完全学习苏联，那么倒不会有这种争论，跟着苏联的步伐走就行了。但目前中国主持电子工业的技术领头人，很多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

　　就像是目前中国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人物罗培林，坚定地支持发展晶体管。罗培林今年44岁，早年是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是一个天才，在大学除了自己专业之外，还学习机械、冶金、化工、管理，然后去了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参加大型无线电发射机等的设计研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