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24岁的罗培林去了延安,在这里加入了革命。抗战的时候,党组织让他在国统区,在重庆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之后,党组织就安排他去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成绩好,所以获得了最高奖学金。
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同时担任了新成立的电信工业局技术处处长。
他手中的工作很多。
参与领导雷达技术,通讯技术,又负责半导体领域。因为他即是党员,又是科研人员,还是技术干部。可以说现在的新中国最缺乏他这样的干部。懂技术、政治上可靠,又是一个能够领导工程的干部。
他的意见很明确。
电子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晶体管,是集成电路。
可是他的观点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定。但罗培林怎么说都是自己人,而且是中国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人物。很多从美国留学过来的半导体领域的科研人员,都支持罗培林的意见。
邮电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军队通信兵部部长,中国电子工业直接领导人王政始终无法拍板。
所以之前中国的半导体领域的发展,是两条腿走路。但随着上海研制出晶体管收音机开始,发展晶体管的呼声又加大了一些。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会议。
魏红军静静地听着大家的报告。特别是支持发展晶体管的那些科研人员的报告。涉及到的技术参数,魏红军不懂。但魏红军知道一点,半导体的未来是晶体管。
特别是日本索尼公司生产的晶体管袖珍收音机—TR55,已经在市场上开始出售。推出市场之后,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毕竟索尼公司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体积缩小很多,而且性能上也非常出色。
未来中国收音机也要走这条路。
罗培林、王守五,以及刚刚回国不久就承担重任的林岚英他们都态度鲜明的支持晶体管的发展。
“罗培林同志,听说电子工业领域内部有人说你是‘美国洋奴’啊。”
魏红军听完大家的报告之后,已经大致上明白阻力在哪里。中国这些早期的电子工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一个个都是美国大学的博士生,有的甚至在美国电子工业都有一号。曾经在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公司担任过技术人员。
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纷纷回到了中国。
他们对于电子工业的前沿技术非常熟悉。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回到国内之后是无米之炊。中国根本没有电子工业的基础,所以这些年在电子工业上只能是接受苏联的支持。
一五计划的时候,新成立的那些电子工业大小配套工厂有七十多个,直接涉及到电子工业的工厂就有近二十个。当中苏联直接援建的八个工厂,是目前中国电子工业的霸主。
而他们这些人这些年主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
他们在各个大学开设半导体领域的课程,培养了不少学生。现在电子工业有了基础性的工厂,开办了那么多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批电子工业的学生。
他们认为现在新中国可以集中资源大踏步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的整体实力是不如美国,但中国可以集中资源。美国好多个公司是各自发展,资源分散。但中国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重点发展集成电路。
但阻力来自于苏联专家和接受苏联培养的一些电子工业领域的科研人员的反对。那些反对的科研人员没有水平麻?并不是,他们在苏联学习之后,也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只不过他们一直学习苏联,所以比较“迷信”苏联的技术。苏联国内都已经否定了晶体管发展的路线,中国发展晶体管太冒险。
所以发展晶体管领军人物罗培林,被人批评为“美国洋奴”。
罗培林洒脱的道:“魏书记,说我是‘美国洋奴’没有问题。但我们要正视和美国之间的科学差距,美国的科研能力是很强的。我们要大胆的学习美国科研技术。主席在九大上就说过,不管是苏联,还是欧美帝国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要大胆的学习,批判的学习。目前世界半导体领域的前沿技术都在美国,而晶体管就是半导体发展的趋势。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很多公司都投入巨资在晶体管的发展上。现在晶体管技术刚刚发展不过十年左右,我国现在也有一定的基础,正应该迎头赶上。”
魏红军笑笑。
大致上明白了,为什么他被人称为“美国洋奴”。就是主席都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什么美国某方面的技术比苏联好。可是罗培林直接说,目前世界半导体领域的前沿技术都在美国,这不就是说在半导体领域苏联比不上美国。
这种话传出去,当然会被人抓住把柄。
所以魏红军摇头道:“罗培林同志,我认为你这句话就错了。你不能对‘美国洋奴’的批评无所谓。因为科学是科学,是我们研究世界的客观规律。科学争论,不要掺杂一些‘政治口号’。如果美国人愿意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飞机、航空母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我们要不要?当然要了,不要是傻子,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难道因为我这么主张,有人就要给我扣个‘美国洋奴’的帽子?”
“同志们,政治是解决科学为谁服务,而不是为了给人扣帽子。薄树春同志,张敬富同志,这个不仅仅是电子工业领域的问题,是所有科研部门要牢记的。关于科研方面的观点不一样没关系,大家可以争论。要是争论不过瘾,互相挥拳头也没关系,但可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又不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发帽子,这是不对的。”
“我们会注意的。”
薄树春点头。
薄树春真的是靠着成绩,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的位置。
早年的“国债风波”,直接影响了薄树春,让他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但他硬是靠着在财政部的出色工作,以及后面分管重工业上的工作成绩,在第二届人大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九大上虽然没有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呼声还是很高的。
薄树春虽然有过挫折,但他年轻,今年才49岁。只要稳步发展,后面的机会有的是。
魏红军重新回到原来的话题道:“大家的意见说的都很充分。我虽然不是搞科学的,但也大致上听懂了大家的意思。目前来说晶体管还有很多问题,但他的前景远大,优点也很多。”
“是。”
林岚英刚刚回国不久,所以立马开口。
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个中国籍博士生,同时也是该学校成立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博士毕业后,导师推荐她去半导体研究的索菲尼亚公司工作。因为她出色的成绩,很快就被聘为索菲尼亚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公司在一年之内三次提高她的年薪,年薪达到了10000美元。不过她以“母亲重病”为由,转了几圈从香港入境,回到了国内。到现在还不到两年时间,在国内的月薪还不到300元。
她回来之后,中国半导体领域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她。
因为她刚回国,所以对于目前世界半导体发展情况非常清楚。她回国的时候,还带来了她在美国的锗单晶硅单晶。林岚英很直接的道:“魏书记,美国那边的半导体技术发展非常快,特别是晶体管的研究速度惊人。晶体管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变化,性能也是越来越好。而且晶体管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不管是军工领域还是计算机领域,包括家电领域,都会广泛应用。现在美国那边研究最多的就是把多种性能的电子元器件设计在一起的集成电路。我们的半导体发展方向也应该是这样。”
她尽量的用魏红军能够听懂的方式。
魏红军看向了王政道:“王政同志,你怎么看?”
“我相信我们科研人员的判断。”
王政是支持的。
要是没有他的支持,在苏联专家的反对之下,中国的晶体管不可能有现在的基础和发展。
魏红军看向了薄树春。
薄树春微微点头。
其实很多干部也更同意这些科研人员的判断。因为相比起刚刚留学苏联归来的那些年轻学生,从美国留学过来的这些人,大部分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
都是学历很高,而且在美国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技术科研人员。
看看林岚英。
不仅是这个领域的博士,还是美国大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和他们相比,苏联归来的留学生毕竟年轻,普遍都是二十几岁。
现在中苏是蜜月期,所以很多方面苏联都是权威。包括在技术上,中国主要承接的都是苏联技术。所以有不少人对于苏联技术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正因为如此,问题才一直到了魏红军这里。
说白了,就是电子工业领域上上下下的干部,谁也不敢直接拍板。毕竟这可以说是技术之争,但要是上纲上线那就是美苏之间的“技术对决”。谁敢直接拍板说,晶体管比电子管更有前途。特别是苏联国内,苏联专家已经否定晶体管前途的情况之下。
如果拍板错了,以后证明晶体管路线是错误的,谁来负责任。
所以来到了魏红军这里。
魏红军拍板道:“科学就是科学,相信我们的科研人员。电子管要发展,主要学习苏联。但晶体管的前途更广大,我们以晶体管发展为主。我听说上海那边已经研制出晶体管收音机,那就再接再厉,研制出更好的晶体管收音机。薄树春同志,我看你回去研究一下。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队所有涉及到电子工业的部门和机构。电子工业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统一领导、统一资源。”
“魏书记的意思是,电子工业要成立一个统一的部门。”
“先做好方案。”
“好。”
魏红军最后总结道:“同志们,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电子信息工业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国家能不能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取决于在场的科研工作者。大家大胆的发展我们的电子信息工业,就像是晶体管发展的问题,可以大胆的提出来。以后工作当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要隐瞒。王政同志无法解决,让薄树春同志解决。还不行,那就直接找我,我来解决。”
1032 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
从苏联归来之后,1957年12月,1958年1月,两个月当中大家都是连轴转。
特别是国际上事情多,所以对外的事情也多。
中国这边先是巩固“莫斯科宣言”的内容,继续在舆论上支持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给了赫鲁晓夫最大的帮助。现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是真的很感谢中国的支持。
有了中国坚定的支持之后,赫鲁晓夫总算是能够理清楚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运的事情。当然中国一边支持赫鲁晓夫和苏联,一边也认为兄弟党之间要平等对话,有什么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
这段时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关注“人民日报”的内容,因为上面写的都是党中央对“莫斯科宣言”的解读。东欧各国看到中共中央的态度,纷纷表态支持。以前大家害怕斯大林,所以不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达不满,害怕自己成为“反革命”。但现在可怕的斯大林已经去世了。而且经过赫鲁晓夫这两年的骚操作之后,东欧各国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兄弟党不是老子党。
没有了苏联的压制,很多东欧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上可以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因此现阶段东欧各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关系陡然好了很多。不仅政治上频繁的交流,在经济上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多。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事情之外,就是法国的工商业代表团和中国这边达成了好多合作项目。
因为现在法国国内都清楚,戴高乐要出山组建新政府。
戴高戴乐回到法国之后,可是公开表示,任何无视中国的行为都是自欺欺人。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任何想要在亚洲事物上,在世界事物上发挥作用的国家,都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戴高乐表示愿意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进行合作。
法国来的这些工商业代表团目的就是提前和中国达成合作。
其实他们来中国之后,也是非常惊讶。本来他们还以为中国很穷,谁能够想到中国竟然能够拿的出不少的美元外汇。这几年中国靠着外贸还真是积累了不少资金。
同时中国也不像是和帝国主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样子。本来法国代表团不少人担心,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不少人会敌视法国。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那么大家想要合作就不会那么容易。
但并不是。
有些人不喜欢法国是有的,但却没有说要敌视法国。
中国最多的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一点法国代表团到处都能够听到。中国要“打倒美帝国主义”,法国人并不在意。
法国一些金融机构试探中国的态度,也是想要知道中国能够和法国合作到什么地步。所以表示想贷款给中国,然后中国用这些贷款购买法国机器设备的想法,中国方面竟然非常感兴趣。一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红色中国”。
邓希贤亲自负责这一次谈判。
成绩很好。
邓希贤不跟这些工商业代表团谈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直接就是谈经济合作的问题。对于法国工商业目前的情况,邓希贤也是非常了解。应该说现在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了解,绝对超过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
所以每一次谈判,都能够做到让法国工商业有好处。
当然除了这些事情之外,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1957年12月末召开。
中国当然非常关注和支持。
因为这是没有曾经殖民国家的会议。中国作为亚洲大国,而且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会议肯定是大力支持。而且和亚非国家展开外交,也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1957年先是成功接待戴高乐,又成功结束了‘莫斯科会议’,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急剧上升。所以这段时间访问中国的各国领导人不少。
北欧地区的国家也很多。
这些都要重视起来。
所以中央很多部门都在配合总理,处理这些外交工作。包括书记处这边也是要配合。因为很多涉及跟无产阶级政党的交流,书记处都是要批准的。
当然除了处理这些外交事务之外,这两个月中央在各种会议上,一直在强调工资改革的方向,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概念。
主席的意思很明确。
要在党内形成“共同富裕”的共识。只有这样下一步工资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
而财经工作委员会一直在调整二五计划。
主要是根据1957年二五计划第一年的情况,以及随着和苏联合作增加,还有接下来和欧洲国家的合作,都需要调整二五计划。毕竟中国每一次和苏联,和欧洲,包括现在和日本民间合作,都不是简单的小合作。
毕竟任何一个项目投资下来,前前后后需要调整的地方很多。
如果从国内来说,就是中央专委负责的“两弹”项目。自从成立中央专委之后,“两弹”项目投入的资金、资源明显开始加快。这都直接影响了原本的“二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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