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82章

　　所以宋仁穷不藏着掖着，说的很直接。

　　中央党校现在叫中央高级党校，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只不过大家习惯叫中央党校。

　　中央高级党校在中央苏区时期叫苏区中央局党校，后面改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抗战时期又使用中央党校的名字。等1947年党中央迁到河北之后，重新命名为马列学院，本来是隶属于书记处领导。不过八大之后改为中央高级党校，虽然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但实际工作是宣传部负责。

　　中央对于中央党校的重视也下降了不少。

　　看看中央党校的历任领导人就知道。早年中央党校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负责人是任培国，后来是张文天，都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红军到了延安之后，董毕五、康盛、邓法、主席先后担任党校校长，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央重要领导。

　　后来政治局专门做过党校问题的讨论，确定党校直属于中央书记处。当时负责书记处工作的主席亲自负责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培国负责组织指导。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法、彭珍、林帅三个人组成，他们三个人实际负责党校的日常工作。抗战末期政治局决定，党校归属于宣传委员会管理和领导。而当时宣传委员会书记就是主席兼任的，所以党校依旧在主席的领导之下。而当时的党校实际工作是任培国同志主持的。

　　可以看出中央党校一直以来在党内的地位。

　　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直接负责人都是党内大佬。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任培国同志去世之后，党校的地位开始下降。先是党校管理委员会主任从中央重要领导变成了胡巧木，后面改为中央高级党校之后，校长是杨贤珍。

　　胡巧木和杨贤珍级别不低。

　　两个人都是九大中央候补委员，行政五级的干部。

　　可是和以前都是中央领导负责党校工作相比，他们两个人的级别是严重不足的。中央高级党校目前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管理党校，但书记处并不负责直接管理党校。党校工作是宣传部代为管理，而胡巧木算是代表宣传部。

　　所以和任培国同志负责党校的时候相比，地位已经是天差地别。现在魏红军想要把党校教育和党政干部任用结合起来，党校的重要性会迅速增强。胡巧木和杨贤珍两个中央候补委员，实在是无法体现中央高级党校的重要性。

　　宋仁穷的意思很简单。

　　要重视党校，就要先从党校干部开始调整，需要更高级别的干部来负责党校工作。

　　“宋仁穷同志说的有道理。中央党校应该是书记处直接领导，书记处几名书记担任党校委员会常委，党校校长的级别也要提高。只有这样党校教育才能够重视起来。”

　　陈谈秋开口。

　　支持宋仁穷的提议。

　　书记处要和历史上一样直接管理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最少也应该是政治局委员才对。

　　“对，不仅要调整党校的领导干部，还要调整党校课程。既然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党校就不能只是教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学习更多国家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书记处直接介入党校管理，统一党校教学内容。”

　　马明芳也表示支持。

　　如果党校不是书记处直接管理，那么组织部怎么去管理党校。党校很多问题都要调整，但以现在的情况组织部没有插手的名义。

　　魏红军点头。

　　赞成陈谈秋、宋仁穷、马明芳他们的意见。不过这不是小事情，毕竟中央党校是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以前是主席、任培国他们直接领导的，想要把中央党校划归书记处直接领导，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魏红军需要得到主席的支持。

　　其实魏红军作为分管中央党务，负责书记处工作的常委，关于中央党校的问题可以直接拍板决定。现在魏红军的位置，和当初任培国同志是差不多的。

　　但越是这样的时刻，魏红军也是要谨慎。

　　“同志们的意见呢？”

　　“如果想要把党校教育和党政干部任用结合在一起，中央党校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我也认为应该重视党校工作。”

　　组织部这些副部长都支持。魏红军道：“这件事情我先和主席、修养同志他们交流一下意见。”

　　修养同志也是党内负责党务工作的领导。

　　这样的事情还是需要通知他。

　　谈完了党校问题之后，魏红军继续谈自己的看法，道：“还有就是党政部门和企业、学校这些不同领域的干部之间的调动也要有一些规矩。我看高校干部级别晋升速度快，很多年轻干部刚刚大学毕业，都不需要几年就能够在高校机关有很高的级别。这种级别晋升的情况，在党政部门是非常难以见到的事情。所以如果学校干部按照同样的级别调到党政部门，这是有问题的。以后一些干部很容易选择这个路子。在学校提高级别，然后转到党政部门。”

　　“除了学校机关的干部之外，还有团委部门，企业部门，都是和党政部门不是一回事情。必须要有严格的调动规矩。学校、团委部门的干部去地方任职，级别上都要压制一下，不能同级别任职，更不能直接任地方正职。这方面组织部需要更详细的规定。”

　　企业干部、学校干部、团委干部交流到党政部门是必然的事情。

　　但必须要提前有规定。

　　要不然很多干部在企业、学校、团委解决级别，然后来党政部门抢位置，严重影响正常的干部交流。后来很多年轻干部都是走这样的捷径。

　　这个不好。

　　党政部门的级别要最重要，其他一些机构的干部，要想转任党政部门，级别必须要有所压制。在工资待遇上可以按照你的级别，但职位上绝对不能平等。

　　特别是党政部门的正职，绝对不能随便交给这些来自其他领域的干部。

　　“这个我们再酝酿酝酿。”

　　陈谈秋点头。

　　这个规定不好出，得罪人太多。

　　组织部内部争议也比较大。魏红军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这个需要组织部自己拿出一个方案。魏红军只能是信任陈谈秋，能够拿出一个很好的方案。

　　而且目前的中央，陈谈秋的资历非常适合制定这样的规定。

　　“还有这个年轻干部的培养。我提一个意见，中央组织部每年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学生，让他们去农村合作社工作两年左右。让他们亲眼看看和参与农村合作社的农业合作经济，包括农村合作社的工商业发展。农村合作社是我国最基础的生产建设单位，也是我国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干部必须要了解农村合作社的运行和发展情况。两年之后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报告，来安排他们的工作。”

　　“这些干部可以分为好几个部分。有的人能够很好的融入农村合作社，帮助农村合作社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这是最好的。这样的干部有知识、有理论，而且适应力也强大。有的人虽然没能够完全融入进去，帮助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但他们有独特的视角，发现了中国农村合作社的问题，找出问题的缘由和解决办法，这也是好干部。经历了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之后，只要能够提出正确意见的，都是有想法，有前途的干部。那些在农村合作社混日子，混了两年什么想法都没有的，不是实际工作能力不足，就是对于农村工作排斥的。这样的干部好高骛远。”

　　“当然我这个只是一种建议。这方面组织部可以找杨永福同志，他目前担任新乡专区代理行政专员。他手底下有一批之前北京高校的学生，有这方面的经验。”

　　陈谈秋点头。

　　关于年轻干部的培养，包括年轻学生如何转为党政部门需要的干部，魏红军和陈谈秋讨论过很多次。

　　只不过这不是小事情。

　　也不会直接进入这个“草案”当中，只是组织部的一项培养年轻干部的政策之一。

　　把魏红军的话记录下来之后，道：“红军同志，我的想法是尽快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草案’的基础内容。有些短时间之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先放下。首先把架子立起来，然后在即将要举行的九届二中会议上通过这份草案，这样我们在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上，算是第一次有了比较明确的任用条例。”

　　“好。”

　　这也是魏红军的意思。

　　魏红军的想法是，“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这几年继续完善。一边是理论上完善，一边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完善。这样在中共十大上，通过一份比较全面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

　　所以九届二中会议必须要通过最基础的条例。

　　“这样，你们回去之后继续完善这份‘草案’。三天之后我们再召开一次会议，最后确定‘草案’内容。我会把‘草案’送到主席他们手中，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没什么意见，我们就在书记处讨论。”

　　“好。”

　　时间比较紧迫。

　　因为1958年2月26日到1958年3月8日，要举行中共九届二中会议。

　　组织部速度很快。三天之后魏红军和组织部这边再次讨论“草案”的内容。这一次内容上增加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当中，必须要有的工作经验，参加工作之后必须要经历的时间限制，以及提拔任用之前需要在组织部承认的学校接受学习。当中没有通过任何一个，都不能提拔干部。

　　对于行政级别规定的也是非常明确。

　　就像是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毕业之后参加工作时候的行政级别，实习期结束转正之后的行政级别。以及最少需要多少年工作时间，才能够提拔等等。

　　魏红军同意组织部这一次的“草案”。

　　接着魏红军把组织部这份“草案”，给政治局常委都送上了一份。不过关于这份“草案”，主要是主席和修养同志的意见为主。

　　因为政治局常委各有各的分工。

　　在别人的分工问题上，不会随意的插手。中央党务工作是主席、修养同志、魏红军负责，所以其他常委顶多就发表一下看法，不会随便提出反对意见。

　　很快主席找到了魏红军。

1034 社会主义话语权

主席叫魏红军，不单单是因为组织部的报告。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问题。

　　魏红军根据后世三次分配的理论，结合目前新中国的现实情况，写出了关于“三次分配”的文章。主席仔细读了魏红军的这篇文章，有些问题想要和魏红军交流。

　　还是那句话。

　　中国这种体制，魏红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提出一种想法，提出一个建议，一旦在中央通过，那么影响的是全国几亿人口。甚至出现的影响不是短时间的，是会持续很多年的。

　　所以对于魏红军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任何的提议都要非常谨慎。

　　特别是魏红军提出来的，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如果是一般政策性的东西，一旦情况不好，或者政策出现问题，完全可以收回来。但魏红军提出的都是最基础性的建设问题。一旦错了，那就是地动山摇。

　　毕竟一旦魏红军这个想法在中央通过，他会指导很长时间内的国内分配。这份文章的地位，不会比魏红军的“社会主义阶段论”差多少。

　　都是属于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支柱性东西。

　　“红军同志，按照你这篇文章，初次分配的问题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当中，小集体所有制又是不同的情况。况”

　　“是。”

　　魏红军解释道：“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跟小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小集体所有制，主要是指一些小手工业者合作社，农村合作社这种合作经济体。这些合作社和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不同的特点就是，社员在合作社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看得见摸的着的。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参与这些合作社的分红。”

　　“就像是目前农村合作社不少分配方式是三七，或者是四六。其中三或者四是基础粮，六或者七是劳动粮。但我不认为农村合作社存在固定工资的问题。因为农村合作社是目前我国最基础的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小集体所有制产业。农村合作社的经济资产本身就隶属于社员同志们。农村合作社每年只要有多余的利润，都能够按照社员拥有的比例分红。所以农村合作社这种模式，正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农村合作社的初次分配不是基础粮的问题，而是劳动粮的问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合作社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基础粮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到时候农村合作社的初次分配是劳动粮的分配。”

　　魏红军是很谨慎的。

　　因为目前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在，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体也存在。

　　这些各有不同。

　　魏红军写的文章，并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魏红军是把党政系统、军队系统，以及学校、工厂都拿出来仔细分析。包括经济体也是分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体、大集体所有制经济体，以及小集体所有制经济体。

　　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分配模式。

　　但不同的分配模式，却又要在统一的全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下。所以社会主义初级分配会显得比较复杂。魏红军可不能让中国出现严重的，分配上的“双轨制”。所以关于分配方式写的比较多。

　　虽然写了报告，但魏红军亲自汇报，让主席有更深的理解。

　　主席听完之后，道：“要研究社会主义分配的理论问题，看起来我们不能仅仅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分配情况，还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模式。研究资本主义分配，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也可以吸纳一些有益的东西。”

　　魏红军在谈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时候，有不少涉及到欧美国家的内容。魏红军根据自己能够看到的资料，分析欧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殖民过程当中进行的财富分配。

　　但目前来说，中国研究苏联的多，研究欧美的少很多。

　　主席对于这方面很感兴趣。

　　以前主席对于欧美国家的分配问题，主要资料是看马列主义的书籍，主要是来源于苏联的资料。但魏红军主持书记处之后，特别是改组统战部之后，对于外国资料很重视。

　　所以才能够在报告当中，写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分配，也写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分配。

　　“是。”

　　魏红军点头。

　　道：“主席，我们以后要和欧美国家共处，就需要研究他们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了解我们的对手，才能够和他们更好的交流。但目前来说我国因为一边倒的外交，在国内研究欧美的人就少了很多，连懂欧美语言的人才也严重不足。这样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有些时候都很难获得最近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