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但“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出现？其实就是建国快十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整体来说生产力一直在发展。
基层单位对于大建设，分工合作的需求一直在增加，这导致很多农村生产合作社需要和其他合作社联合起来，才能够继续发展。但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总不能盲目的合作。
可以说正是大建设需要的分工合作，推动更大规模的合作社模式。就像是互助组发展为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发展为高级合作社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
不过说句实话“人民公社”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出现，最后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就已经失去功能的基层组织。
因为“人民公社”的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大跃进”。可以说“人民公社”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现，然后浮夸风的问题直接扣在了“人民公社”头上，让他一出现就带着“原罪”，实质上刚刚成立两年就破产。
中央希望“人民公社”成为一个能够容纳工农业一体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基层单位。
但刚刚成立，就信用破产。不仅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浮夸风的源头，也得到了一些反对继续走农村合作经济的中央领导的不喜欢。只是因为有主席的支持，所以没有直接废除“人民公社”，但也仅此而已。
后面虽然一直想要恢复“人民公社”的本来制度，但一直没有成功。它更像是代替了原来的乡镇行政机构，而不是拥有更多功能的，更高级的合作社。
所以说“人民公社”在错误的时间出现，不成熟的内部制度碰上了大跃进，直接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罗伟林同志是什么想法？”
“基层单位的同志们已经有想法。就是促成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河南有些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几个农村合作社联合起来组建‘大社’。这些‘大社’，下辖五六百户，甚至是七八百户。”
“大社。”
邓志辉仔细思考。
这种“大社”不是什么新鲜的。当初发展农村合作社的时候，农村工作部可是做过大量的试验。当然最早做试验的还是当初担任河北农委主任的陈韬，在魏红军的建议之下在河北做过最多的试验。
这种“大社”的试验也是做了很多。后来陈韬去了广东，农村工作部接收这些试验之后，很多工作都是当时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林负责的。
对于“大社”的管理经验，当时有过整理。所有“大社”试验当中最失败的几个就是，大食堂模式，平均模式。比较成功的就是，“大社”依旧是以农村合作社作为基层核算单位。“大社”只负责建设的时候协调指挥各个农村合作社，以及平时负责统筹发展农村教育，医疗，保卫等工作。
当时只是总结了“大社”发展当中的一些经验，但因为当时没有需求，所以对于“大社”的性质没有做出判断。
可是现在河南开始出现“大社”，山西开始出现联社，广东和黑龙江也出现一些农村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这就不能完全无视。
“这种大社，和陶鲁加同志说的山西农村出现的联社，还有广东和黑龙江出现的几个合作社合作，都是差不多的情况。那就是现在农村合作社这种基层单位实力弱小，开始出现合作的需求。”
邓志辉慢慢的整理了自己的思路。
“这个很像解放前后各地出现的互助组模式。”
“对，就是生产力发展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需求。”
魏红军点头。
当年农村出现互助组，开始并不是政府推动的。是一些农民自发的组织互助组，来应对刚刚土改之后的情况。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发现之后，觉得互助组模式对于基础薄弱，风险抵抗能力非常差的农村是非常不错的事情。所以把互助组的事情总结起来上报给上级组织。最后中央觉得这个办法好，所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互助组。
现在的合作社合作出现的大社，联社都是自发的。是根据实际情况，这些农村合作社选择对于自己最有利的。那么政策上也是要跟上去。
“你怎么看？”
虽然魏红军年纪小了邓志辉近20岁，但这些年两个人的合作，让邓志辉也习惯了听魏红军的意见。
“这种情况既然出现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我的意见是，先不下结论，农村工作部那边先派人去各个省份看看。先摸一摸情况，看看具体到了哪种地步，是不是对于这种合作的需求非常高。有了调查报告，再考虑下一步。”
“如果这种情况多呢？呼声太高时候怎么处理？”
“顺水推舟。”
魏红军道:“有需求的地方支持，没有需求的地方不强求。我国不是一个小国家，各个省份，每个省份的市县的自然条件不一样，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于合作社合作的需求也不同。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不能强求大家用一个模式。就像是当初我们推进生产合作社一样。”
“对于一些有需求的地方，先同意一些合作社组建大社，或者是联社。我们先看看这种大社和联社的发展，看看这些自发组建的大社和联社，他们内部是怎么管理的。说不定人民群众比我们更有办法，他们管理大社和联社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多独到之处。我们观察这些大社和联社的发展，有些经验可以学习，有些错误要纠正，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完善大社和联社。最后如果真的有效，就在全国推广。”
邓志辉点头。
其实地方开始出现大社，联社，邓志辉的确是稍微慌乱的。倒不是说邓志辉害怕新生事物。
而是因为邓志辉想到了当初发展农村合作社。当时邓志辉采取的就是稳健的方案，所以湖北湖南地区的农村合作社最后进入高级合作社是比较晚的。
但正因为邓志辉稳健，所以湖北湖南的合作社基础非常稳固。有些省份太着急进入高级合作社，出现过不少问题，甚至有些只能是重新再来。但湖南湖北却很少发生这个问题。这都是因为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时候，邓志辉基础打的好。
邓志辉担心的是，地方开始出现大社，联社。地方要是鼓噪起来，加上中央有领导也支持，那么很容易出现当初有些省份冒进进入高级合作社的事情发生。现在新中国农村在蓬勃发展，要是因为这方面原因影响了农村稳定，那才是邓志辉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现在听到魏红军的话，邓志辉算是放下了一半的心。有魏红军这个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第一书记稳住，那么这方面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所以邓志辉道:“你说这种大社和联社，怎么定位比较好？是基层政府单位，甚至以后能够代替乡镇机构？”
魏红军也开始思考。
历史上的“人民公社”是失败的。但这不是说“人民公社”就是错误的。
这种大社和联社，还不是“人民公社”，但却是“人民公社”的基础。
所以魏红军想了一会道:“现在让我说，我具体也说不好。但我想的是，大社和联社这种模式最好依旧是农民合作机构，而不是政府行政机构。虽然会赋予一些权力，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农民合作机构。”
“我考虑的是，等这种大社联社真的发展起来之后，一个乡镇也就剩下几个大社联社，到时候乡镇机构就没有必要留下。因为农村的工作大社联社就能够直接处理，不需要乡镇机构的存在。县里面可以直接领导大社联社，而不需要通过乡镇机构。这也算是另一种的精兵简政。”
“你这是要大村的模式，县直接领导大村。”
大社联社不算是一级政府机构，那么就是大村模式。
魏红军点头。
“对，我是这么考虑的。农村教育，医疗，工农业的发展，应该交给这种大社联社负责。政府对于农村的领导主要是通过这些大社联社的党组织实现。”
“以后我们的一些年轻干部，就要去这种大社联社当中，直接参与农村政治经济的建设当中，了解我们国家的农村发展情况。”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现在我国交通情况不好，交通工具也严重不足。农村的情况更是如此，短时间之内想要大社联社覆盖，也是困难的事情。”
这些方面邓志辉还真是没有考虑过。所以道:“我现在回去部署一下，派人去调查。”
“好。”
送走了邓志辉之后，魏红军也在思考农村下一步问题。
大社联社发展起来之后，就算他们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但领导机构的选择依旧是大问题。
党要是不掌握大社联社的党组织，到时候这些大社联社，说不定一个个成为小小诸侯。连县政府都管不了他们。
党和政府绝对不能丢失对于农村的控制。对于农村的管理一旦放松，那么农村地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这些大社联社的党组织，必须是党来领导。不能放弃干部派遣，全让本地农民管理。
在魏红军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赵寒走了进来，小声的道:“魏书记，医院传来了消息。赖若宇同志去世了。”
魏红军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虽然从赖若宇诊断为肝癌开始魏红军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魏红军还是忍不住伤心。
赖若宇才48岁，还不到五十岁。革命工作这么多，他却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
魏红军立马道:“我现在要去医院，其他工作你先推一推，我晚上过来处理。还有你不用跟我去，你去找杨上坤同志，就说赖若宇同志的治丧工作我亲自来负责。”
“是。”
赖若宇的治丧级别还是很高的。魏红军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他一些委员包括修养同志，总理，聂帅，邓希贤，郭莫若，彭老总，彭镇，贺老总，陈老总，邓志辉，李先年，薄树春，谭振林，李少成等人。
当然这里面很多委员，只是为了表达对于赖若宇的尊重，不是说真的会参加治丧具体工作当中。
所以大部分干部只是过来参加葬礼，然后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倒是总理一直陪着送葬团队，护送骨灰来到了八宝山。
魏红军亲自念掉词，对于赖若宇的一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完全是魏红军发自肺腑的评价。
不管是在山西，还是在农村工作部，赖若宇的工作都让魏红军非常满意。
本来魏红军还想着，赖若宇是中央委员，当过地方省委书记，又在农村工作部工作的多年，年纪也不大，以后能有大用。谁能够想到他这么快就去世。
不过魏红军倒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伤感，因为还有一堆工作等着魏红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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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各部门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包括交通部对于后三轮摩托车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考虑的是，这种后三轮摩托车的市场前景。
经过分析之后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都认为后三轮摩托车在中国前景广阔。而且相比起生产大卡车，后三轮摩托车投资小，技术上没有难关，还能够快速积累资金，所以应该大力发展。
交通部是看上了后三轮摩托车在短途运输当中的重要作用。在目前全国交通运输能力比较差的时候，这种相对便宜好用的交通工具的确是非常好的补充。
所以他们联名给财经工作委员会写了报告，要求成立新的专门生产后三轮摩托车的企业。不过洪都机械厂和湘江机器厂都是军工厂，是隶属于军委总军械部。同时往上他们还隶属于国防工委领导，再往上就是国防科工委，然后是中央科学工作委员会。
因此陈运亲自找到了魏红军。魏红军虽然不参加军委日常工作的处理，但这些军工厂都是直接接受军委总军械部的领导，而总军械部最后是归魏红军管理的。所以魏红军写了批示，同意财经工作委员会的申请。
但这不是魏红军写个批示就能够直接解决的事情，魏红军的批示只是表明原则上同意这个事情。但具体的事情还是需要财经工作委员会这边和总军械部进行协调。
不过有了魏红军的批示，总军械部这边最后还是退让一步，同意从洪都机械厂和湘江机器厂剥离摩托车业务。但总军械部和总后勤部也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新成立的摩托车公司，必须要优先满足军队对于对摩托车的需求。不能因为生产后三轮摩托车，就影响对于军队的摩托车供应。财经工作委员会这边同意了总军械部和总后勤部的要求。
最后财政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商业部，江西省和湖南省一起投资，洪都机械厂和湘江机器厂剥离摩托车业务，技术人员也剥离到新工厂，再征召一批工人，成立了南昌摩托车厂。之所以选择南昌，是因为之前的后三轮摩托车都是在洪都机械厂组装的。
这家工厂成立之后，开始只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给军队继续提供军用摩托车，一个就是大力生产后三轮摩托车。
甚至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鼓励这个新成立的摩托车厂，让他们定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一年生产十万辆后三轮摩托车。因为轻工业部和商业部掌握的资料更详细，对于国内的需求也更明白。
不仅仅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对于后三轮摩托车需求大，其他省份对于后三轮摩托车需求也很大。城市需要，工厂需要，乡镇农村也需要这种后三轮摩托车。
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不仅仅在南昌成立了摩托车厂。说起后三轮摩托车，最先生产的是上海。早在1951年的时候，上海利通制造厂就制造了后三轮摩托车，当时价格是1400元。不过上海的后三轮摩托车主要是为了替代上海街头的人力三轮车。所以他们只是在上海做了一些替换，并没有大规模推广。
但上海工厂是有技术的。因此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联合和上海交涉，想要在上海打造规模更大的摩托车厂。其实就是要扩建利通制造厂，增加后三轮摩托车的产量。对于这种好事情上海当然同意。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既然知道后三轮摩托车这么受欢迎，上海怎么可能放弃这种好机会。甚至要不是这些部委已经找上来，上海市政府完全可以自己投资。
除了上海之外，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他们想要在长春地区也成立一个后三轮摩托车厂。主要是后三轮摩托车技术上没有什么困难。对于东北这个工业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春一汽自己也小批量生产摩托车的城市来说，后三轮摩托车更是没有任何的困难。
交通部也是在背后积极支持。交通部的想法是，后三轮摩托车解决短途运输的问题。后三轮摩托车的油箱设计好了，能跑一二百公里。所以只要后三轮摩托车多了起来，那么就可以让大量卡车从短途运输当中解放出来，把现在有限的大卡车都投入到长途运输当中。
不过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商业部这种做法，对于李福春的压力更大。因为这种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产品生产越多，对于钢铁的需求就越大。一辆后三轮摩托车就需要几百斤钢铁，要是建设这么多的后三轮摩托车厂，然后大规模的推广后三轮摩托车，这需要多少钢铁才能够满足。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想想都让李福春头疼。
李福春现在受命解决钢铁不足问题。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那些钢铁大户却已经开始考虑怎么提高产量。好在这种也算是好消息，表明国家经济正在发展，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正在增长。
李福春受命之后，第一个就是监督中央投资的那些重点钢铁工程。保证这些大型钢铁厂的产量不出问题，同时保证很多钢铁厂的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还是那句话，现在中国钢铁工业的命脉依旧是那些大型钢铁厂。只要这些大型钢铁厂的产量不出现问题，那么就算市场上钢铁不足，但也不会真的影响全国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
还有那些二五计划扩建的钢铁厂。因为都是中央投资的大项目，所以扩建的时候高炉都是1000立方米以上的大高炉，放在苏联都是比较先进的。这些项目，只要扩建一个高炉，钢铁产量就能够增加几十万吨。所以钢铁供给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这些大型钢铁厂。
不过大型钢铁厂的扩建，最大的问题是投资大，时间长。这种大型高炉的修建，往往都需要一年时间，有的需要两年时间。对于现阶段钢铁不足的情况，属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所以李福春下地方，给地方传达中央财经会议的精神，然后就是到处化缘，给地方钢铁工业找资金。李福春第一个找的就是上海。
李福春是希望上海出钱，支持安徽钢铁工业的发展。安徽合肥钢铁厂筹备工作进行了很久，曾熙胜在的时候已经筹备差不多了。准备在合肥建造一个年产量五万吨的钢铁厂。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开工。当然历史上大跃进之后，安徽就正式发展了钢铁产业，合肥钢铁厂也正式施工。仅仅花了几个月时间，就建造了合肥钢铁厂。为了完成钢铁产量，合肥钢铁厂弄了一堆土高炉，1962年几乎全都被撤销。
现在市场上钢铁不足，中央会议也支持发展地方钢铁工业。所以李福春和安徽干部见面之后，希望安徽的合肥钢铁厂修改原来的计划，在合肥建设年产量30万吨左右的中型钢铁厂。而不是原来计划的5万吨。
中央之所以支持安徽建立钢铁厂，是因为安徽有马鞍山矿场。从解放开始，中央就非常重视马鞍山矿场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十年的发展，现在的马鞍山矿场，一年的采矿量超过200万吨。
而且随着这两年矿山机械的增加，以及攻破很多技术难关之后，马鞍山矿场的开发速度越来越快，采矿量一直在增加。所以安徽具备了组建大中型钢铁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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