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魏红军笑笑，道:“你们这一次的任务，没有什么圆满不圆满的说法。因为你们这一次就是要摸索巡视工作要怎么做。怎么和地方政府配合，怎么和广大的干部群众接触，让广大的干部群众可以放心的，毫无负担的跟我们工作团说出心里话。还有怎么去发现地方的问题等等。”
“你们要做的就是为下一步巡视工作的展开积累经验，找出问题。当然这一次去地方，检查地方信访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信访局是联系我们党和政府跟人民群众之间最直接的渠道。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和信访局日常的工作密切相关。所以地方信访局的组建，是我党群众路线最直接的表现。不要把信访局工作变成好看的装饰花瓶，而是要把信访局工作变成日常生活当中有用的必需品。”
“是。”
夏侯文点头。
魏红军继续道:“大家觉得这一次派出几个工作团为好？”
“我认为三四个为好。等这一次结束之后，总结经验第二次增加几个工作团。”
陈谈秋回答。
其他人也是点头。太多了容易混乱，太少了没有代表性。
魏红军道:“那第一批就四个工作团。东北选择一个省份，华北选择一个省份，华东选择一个省份，西北选择一个省份。”
因为这一次是以检查信访工作的名义，所以工作团团长都是信访局的干部担任。
夏侯文作为中央信访局局长，带着一个团队去浙江。另外三名副局长，分别带队去辽宁，河北，甘肃三个省。
然后就是选择工作团的工作人员。组织部，政法委，监察委员会，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都会派遣干部参加。魏红军还准备从农村工作部，商业部也抽调一些干部参加。
会议结束之后，其他部门的干部离开。组织部和监察委员会的干部留下，讨论党员退出细则。
1054 制定党员退出细则
“党费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混乱。”
关于建立党员退出机制的问题，魏红军和陈谈秋谈过不少次。组织部内部对于这个问题也讨论过很多次。对于一些丧失信念的，不遵守党的纪律的，不合格的党员进行清退，大家都是同意的。
战争年代是残酷的环境对于这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进行自然清退。战争年代的党员是危险的，可是到了和平年代党员是政治身份，不仅没有危险反而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和平年代会有很多梦想升官发财的党员混入党内。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是党组织担负起责任，清退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但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如何清退党员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清退程序，很容易被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作为武器，控制基层党组织，控制基层党员，破坏党内民主。所以才会争论纷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台完整的条款。
不过经过这些日子，组织部这边已经有初步的草案。魏红军看过这份草案，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魏红军准备一个一个问题开始解决。首先就是关于党费问题。
按照魏红军和陈谈秋，以及组织部干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那些不按时交党费的，也是属于有问题的党员。
可是这个规定，首先就是党费要明确。但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党费收缴问题非常散乱。目前中央实行的是，全国党费由各个地方党组织收缴之后，就要移交到中央。因此每个省份，每个市县的党费收缴情况魏红军都能够看到资料。料
真的是很混乱。有些地方的党费，比魏红军计算的多。有些地方的党费则是明显少了很多。不仅地方党费混乱，各个企业，学校的党费收缴情况也是非常混乱。
“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年时间，现在全国党组织的党费问题依旧没能够完全统一，各地还是如此的混乱，这就是组织部的责任。”
虽然说陈谈秋资历深，这两年两个人合作也算是默契。但全国党费如此混乱，组织部工作是有问题的，所以魏红军还是当面批评了组织部。
“这个的确是组织部的责任。我作为组织部部长，没能够解决全国党费混乱的情况，是我的责任。”
陈谈秋立马检讨。
党费不能完全说是组织部的事情，但组织部在党费问题上是最有发言权的部门。因为中央和地方都是组织部代表党组织收取党费的，包括党费的使用，也是组织部来负责的。
可是新中国建国十年，党费问题上还没有统一标准，肯定是中央组织部和各级组织部的问题。
“现在党费问题如此混乱，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魏红军也不是真的要陈谈秋检讨，魏红军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直接问了陈谈秋。
“一个是历史原因。中共二大的时候，规定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上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这种规定开始还行，但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城市党员，主要是针对工人党员。因为当时我党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工运。可是后面随着我党党员数量的膨胀，国共分裂之后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问题。当时我们的苏区根据地执行的是供给制，还出现了很多农民党员，所以早期针对工人制定的党费问题，在苏区这边完全去不适用。而且那个时候各个苏区情况各不一样，党费就不可能统一。”
“抗战时期组织部想过统一党费，但当时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就连边区票价格都不一样，也是没办法统一。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解放初。当时人民币还没有完全铺开，各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新解放区刚刚开始普及人民币。甚至一些强大的解放区，东北解放区一直到进入五十年代才开始完全接受人民币。所以一直到八大的时候，全国党费统一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而八大之后，人民币开始在全国流通，中央也制定了工资标准。但这个时候全国各地党委，已经根据自己情况制定了党费标准。”
“有些地方党费比例高，有些地方党费比例低。而且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中组部后来出台了党费征收标准之后，地方上响应的不多。依旧是按照自己以前征收的比例，来收取党费。”
陈谈秋也是有些无奈。
堂堂的中组部在地方的威慑力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在很多地方领导看来，党费这点小事情，不值得中组部大惊小怪。
全国一年的党费加起来才多少钱。也就是一千多万，放在每个省份也就是几十万。为了这点钱不值得全省范围之内弄得鸡飞狗跳。
依旧按照原来的比例，大家熟悉的比例征收党费就可以。所以他们并不把中组部规定的党费标准放在心上。结果现在九届二中会议都开完了，全国的党费依旧是各地区按照自己的标准收党费。
“而且我们对地方做过调查，目前地方党费收取除了不按照中组部制定的标准收取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非常混乱。”
中组部副部长马明芳道:“第一，因为中组部文件和地方党委实质性征收的党费不一致，所以很多地方党员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交多少党费。结果有些人交的党费比应该要交的多，但征收党费的党组织也不提醒，也不退还。反正很多党组织的情况是，你交多少我收多少，不会因为你交的多，就提醒你。”
“第二，有的党员交的低于党费标准，甚至还有党员交党费抹零头。应该交一块一，就变成了一块钱。对于这种事情，很多党组织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这笔党费最终也是上交中央。中央也不会因为这点钱，就真的到地方查验。”
“第三，很多党员调整职位之后工资出现变化。但工资涨了，他们交党费依旧按照原来的工资缴纳。也不会主动去党组织更改，党组织也不去调查。”
“第四，这是很多农村党员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农村的农民党员不缴纳党费。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很多农民党员，对于缴纳党费非常反感，有些农民党员甚至已经好几年没有缴纳党费。但农村党组织对于这种事情睁一眼闭一眼，结果现在整个农村党组织收缴的党费都非常不理想。因为这种不交党费的风气会传染。”
“第五，有些基层党组织因为活动经费不足，就随意提高党费标准。除了一部分上交之外，其他截留下来自己使用。这种情况在基层党组织非常普遍。”
“第六，有些党小组对于那些拖延，乃至于不交党费的党员毫无办法。所以为了完成党费收缴任务，党小组的小组长只能是自掏腰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组部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些党小组小组长这几年因为党费问题已经自己垫付了几十块钱。”
“第七，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反而无视党费缴纳规定，根本就没有缴纳过党费。结果是这些领导干部的秘书，或者是管理党费的干部帮忙缴纳。甚至有些时候单位出纳从单位资金当中拿出钱来帮领导干部缴纳党费。”
马明芳把目前全国缴纳党费的混乱情况仔细给魏红军汇报。党费缴纳过程当中的混乱情况，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反正各种混乱情况都有。
魏红军是有些恼怒的。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视的就是信仰和纪律。战争年代中共能够成功，靠的除了信仰，就是铁的纪律。而党费就是信仰和纪律的直接体现。
多少党员在革命年代省吃俭用也要交党费，甚至在敌人监狱也不忘党费。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共产主义就是他们的信仰。交党费就是他们对于组织的忠诚，是他们对于信仰的坚定。
可是这才解放多少年，这些党员竟然对党费问题如此的敷衍。包括这些党组织，对于收缴党费能应付就应付。这样的党组织能有什么战斗力。
所以魏红军道:“这个问题必须要迅速改变。中组部要召开全国组织干部会议，各省组织部重要领导都要参加。中组部怎么规定的党费标准，全国各省都必须要遵守。这是党费标准，全国党员要一起遵守的东西，岂能是地方党委想怎么收就怎么收。”
“中组部要下发关于党费收缴标准文件，要求各省必须要传达到农村合作社。这份党费收缴标准文件，要贴在最醒目的位置上，让所有人都看到，要让所有党员都知道党费标准。要是哪个省敷衍，不把中组部的党费标准在全省传达，不让全省党员都知道，那这就是渎职。”
中央不给他们来点狠的，地方是真不把中央决定放在眼里。
中组部1955年就制定了党费标准，可是到现在还是这么混乱。当然魏红军也明白，这不仅仅是因为地方不在乎这个事情，其实中组部自己也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大事情。
还是那句话，全国党费也才一千多万。中组部还不至于为了这点钱和地方省委闹矛盾。
一直到要制定党员退出机制，才发现党费问题这么重要。
“这个我回去之后就会部署。争取十月中旬就召开全国组织干部会议。”
陈谈秋点头。
党费的问题的确是中组部的原因。既然是中组部的问题，陈谈秋当然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党费问题必须要有强硬的处罚手段。我只说两点问题。一个是不交党费的问题。如果一名党员连续六个月不交党费，那么中间党组织要提醒，要警告，到了六个月之后还不交党费，那么这种党员就必须要清退。”
“有些党员想要钻空子，想要避开连续六个月不交党费这个空子。中间交一次，几个月不交，又交一次这种手段。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要两年下来有六个月或者以上时间没交党费，就要启动清退程序。”
“另外一个是领导干部的党费问题。如果领导干部的党费是用机关单位财政的钱，那就是挪用公款。挪用一毛钱，一块钱都是挪用公款。出纳要负挪用公款的责任，领导干部负连带责任。就算领导干部不知情，如果连续三个月到六个月都用单位资金交党费，也要启动党内清退程序。这个适用于任何一个级别的干部。如果连续六个月到一年用单位公款交党费，那么移交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
“如果是领导干部的秘书，或者说其他党组织的干部帮领导干部连续几个月交党费。那么这个事情不管领导干部知道还是不知道，都要进行监察。虽然涉及到的钱不多，但这也是一种行贿受贿。”
陈谈秋点头。
领导干部又不是傻子。自己要不要交党费，自己能不知道？只不过他们心里有数，相信就算自己不交党费，肯定也会有人帮忙交上去。包括收党费的也不敢催促领导干部交钱，到时候只能是自己悄悄补上去。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不在意党费交不交。
魏红军要做的就是彻底撕开这种领导干部虚伪的面孔，为了一点钱脸都不要了。不是占单位的便宜，就是占自己手下干部的便宜。你不是不想交党费吗？那就干脆不要当党员了。直接给你启动劝退程序。
新中国是既缺乏干部，又不缺乏干部。缺乏干部是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的干部。不缺乏干部是，后面的干部梯队有的是想要上来的。
陈谈秋道:“关于党费混乱情况和不交党费的党员处理，组织部会制定的更加明确的规定。”
相比起革命年代，现在党费收缴标准是比较低的。中组部制定的党费标准，绝对不会影响党员生活。
就像是收入比较少的党员，有一部分是免党费的，还有一部分是按照收入的千分之一，千分之三收取。农村的农民党员，除了一部分是不缴纳党费，大部分一年的党费也就几毛钱。其实很多农民党员是拿的出这笔钱的，但很多农民党员却不缴纳党费。
还有固定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收取党费千分之五，一个月也就一两毛。月收入高于五十的党费是百分之一。就像是魏红军一个月党费是三四块钱。
正因为党费的钱不多，所以中组部也好，地方也好，都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是大事情。现在魏红军专门为了党费问题开会，中组部当然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谈完了党费问题之后，魏红军继续谈组织部拿出来的草案。
“这份草案还是缺少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里面的规定，要更加细致，要有非常明确的细则，而不是含糊的东西。就像是几次不参加党的活动，党的会议，就可以先警告。如果警告之后，继续缺席党的活动，党的会议，就可以启动劝退程序。这里面必须要有明确的，特别是数字上一定要规定好。就像是党费问题，连续六个月不交党费，或者两年当中超过六个月不交党费，这种数字上明确的规定。只有规定明确了，才能够防止地方党委领导肆意的劝退党员。”
“好。”
陈谈秋把魏红军的意见记录下来。
“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每年年末统一和隶属于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的劝退党员谈话，给他们一次为自己辩解，一次申诉的机会。如果没有异议，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批准之后，就正式完成劝退手续。这个我认为很有道理，思路是正确的。”
“劝退党员是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清除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但清退党员不能成为基层党组织压制党内民主的武器，不能用这个来威胁基层党员。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这些清退党员一个跟上级党委面对面说话的机会，为自己进行辩解，申诉的机会。所以这个思路很好。”
“但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才有多少人。有那么多人力和时间，在年末可以和所有的清退党员面对面听取报告，还有时间去调查吗？如果不服清退决定，年末突然申诉的人多，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真的有能力在短时间之内全都查清楚？不会影响清退程序？”
“所以我认为关于清退党员自我辩解，申诉要有更多的渠道，组织部也要有更多的审核渠道。就像是地方信访局，组织部可以派遣干部在信访局驻扎办公。这样可以随时和地方党组织和那些清退党员直接接触。那些清退党员可以随时到信访局，找到组织部干部申诉，信访局这边可以联合组织部调查这些事情。这样很多问题平时就可以有调查报告。”
“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年末统一处理这些劝退党员的报告，就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一一见面和清查。到时候组织部只需要抽查一定比例的劝退党员就可以。”
“这个我们会回去具体商量一下。”
魏红军提出了建议，但更具体还需要组织部继续回去完善。
“这个草案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组织部再完善一些内容之后，就可以在书记处正式讨论。如果可以就能够在明年的九届三中会议通过。”
“我们会尽快拿出更完善的草案。”
1055 巡视
“排好队，排好队，不排队就没有。”
“你哪的，你哪个单位的。知不知道啥叫排队。怎么说你都不听呢？不排队就滚。”
“不排队就不卖。你你你，去后面。一个大老爷们插队也不嫌丢人。”
国营供销社，农村合作社开办的供销社，门口都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很多人都拿着大筐，一看就是要大量的购买东西。与此同时供销社工作人员大嗓门在街道上响起来。
“干嘛呢？别挤了，xxxx，听不懂话啊。”
“再挤得话就关门了。”
“都有，都有，不缺货，不要再挤了。”
“三毛钱一斤，四斤就是一块二。你给我一块钱算怎么回事。你买不买，买就是一块二，这里没有抹零头的。不买就让开。”
吵吵闹闹的声音非常大，整个一条街都能够听到，或者说这整个一条街都是这种情况。这里面有供销社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也有排队的老百姓大骂那些插队的，反正看起来是一片混乱。不过别看这么乱，还是能够正常的进行购买，因为这种情况大家明显已经习惯了。
“卢副局长，这东北人都这样，说话声音大。而且人太多，声音不大都听不到说什么。”
来辽宁巡视的工作团团长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现在的中央信访局副局长卢誉文。中央信访局秘书长马宏陪同卢誉文一起来到辽宁。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辽宁信访局的组建，以及运转情况。信访局毕竟是新生事物，各种问题一大堆。比原来想象的问题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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